《我的经济学思维课》听读书笔记(481/FD354)

爱我羊 2022年12月9日08: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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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经济学思维课》听读书笔记(481/FD354)

【作者简介】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张军教授。

【思维导图】

《我的经济学思维课》听读书笔记(481/FD354)

【演讲实录】

各位好,今天给各位介绍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叫做《我的境界学思维课》。我想每一个人未必都学过经济学,但是一定得具备一点经济学的思维。就是用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周围的世界和所发生的事。这样你的判断力会更加准确和睿智。

作者,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张军教授。这本书特别有趣,是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待世界上所有事的集合。读每一篇都会觉得,经济学家跟一般人的想法不太一样。

张军:我觉得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存在,有一代一代的经济学家推动这个学科的发展,可能就是因为,它跟很多社会科学家的眼光是不一样的。我觉得经济学有一套独特的思维方式,这个很重要。如在自然科学里面,很多学科发展到后来,慢慢就会走向一体化,最后成为一个学科。现在有一个万有理论——Theory of Everything。就是说看上去大家在做不同的事情,但是到最后,会进入这样一个阶段:一个理论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社会科学就很难做到,比如说社会学、新闻、法律,其实跟经济学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樊登:您觉得一个普通人,为什么应该具备一点经济学思维的方法?

张军:我们每天生活当中遇到的很琐碎的事情,其实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你每时每刻不在做所谓的揣摩、权衡。所有事情都不是没有选择,反而都是有选择的。就像今天早上我是来这里,还是去办公室,还是去跟我夫人去散步?我有一个所谓的选择。我们的生活是由选择构成的。有些事情的选择,其实是靠你的经验瞬间做出的。你从来不会去怀疑选择对不对,你已经习惯了,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定是这样做。

那经济学其实是在想办法,要去解释或者理解选择所遵循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而且这个选择可以从最生活化的、表象的东西,延展到很深层次的问题。

樊登:那经济学家在日常生活中,会比普通人聪明一点吗?

张军:我倒不觉得聪明一点。但是通常来说做经济研究的人,逻辑思维训练得更多。

樊登:咱们等会儿可以来分析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事情。在这之前,我希望您能用一个比较简短的方法,跟大家讲讲一个人要具备经济学思维,首先需要掌握的最基本的几个概念,或者说最基本的经济学素养,您认为是哪几条?

张军:我们这样说,有一本最畅销的教科书,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哈佛大学的。

这本书中,它总结的经济学的十大基本原理,放在第一条的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都面临一个Trade-off,面临一个选择。为什么选择呢?因为我们受到各种约束的条件,我们不可能在同一个时间去做两件以上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必然是在所有的、可能备选的这些机会当中选一个。所以你要去研究这个选择的问题,就需要经济学最核心的几个基本概念,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知道。

那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成本。成本是一个主观的概念,就是你认为做这件事情的代价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们有了法律,甚至有了死刑,但依然有人犯罪。

樊登:您书里那个标题特别吓人,说“犯罪是理性的职业选择”。

张军:对,也就是说犯罪的行为,用经济学最基本的逻辑是可以解释的。虽然这个题目有点吓人,但是实际上我相信每一个Case(案例),每一个发生的刑事案件的背后,其实都有一个成本-收益的权衡和比较。

但是我刚才讲了,这个是主观的。跟每一个人对做这件事情的代价的估计,以及他认为值得不值得做,是有关系的。

樊登:就像第欧根尼(哲学家,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坐在木桶里边晒太阳,他觉得这个很贵。一个普通人可能不觉得晒太阳很重要,但是在第欧根尼的认知里,认为晒太阳很贵。

张军:就像在大城市生活的很多年轻人,每天很忙,就会觉得阳光很重要,因为整天关在写字楼里面。但是你到乡下去,农民一天到晚是在阳光下工作。所以大家对阳光的估值是不一样的。

樊登:这是第一个原理——价格、成本。还有呢?

张军:其实我们讲的这个成本,是机会成本。因为同一个时间不能做所有事情,所以你做一件事情,就要放弃另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成本就是你对做这件事的代价估计,它其实是一个机会成本的概念。

樊登:普通人和经济学家的区别,可能就在于普通人做决策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这件事,他觉得我就是按照惯性,别人都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了。但实际上经济学家就会算这个账,说还有哪些选择,它们分别是多贵。

张军:对。但是在生活当中,我相信每个人的决策都是瞬间做出的,未必有那么理性,但是也未必有那么不理性。因为我们很多的行为、习惯,都是长时间积累起来的,所以它们一定有合理性。经济学家只是希望把这个合理性揭示出来。

可能你没有意识到,但是这并不妨碍你的行为是理性的。经济学家只是把这个理性揭示出来,然后通过研究这种理性,把它推广到更多领域当中。尤其是推广到那些需要很长时间决策的深层次问题上,所以这个原理是一样的。

樊登:您在书的开头,讲的基本原理里面,还提到了边际的概念。为什么边际成本,或者边际收益的概念,在经济学当中这么重要?

张军: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事情。我先给你说个例子,美国有一个专栏作家叫里夫金,他也是一个很有名的预言家。他写了一本书叫《零边际成本社会》,但是这本书中文版出来的时候,封面上面写的是《零成本社会》。

樊登:把“边际”去掉了?

张军:对,为什么呢?并不是翻译的人或者出版方,犯了常识性错误。他们只是觉得用了“边际”两个字,读者会觉得比较晦涩难懂,不明白这是什么书,不太想看这本书。

樊登:但是叫“零成本”是错的。

张军:你说对了。那次我知道这本书的作者,要到北京参加中文版的首发式,就跟他约了要进行一场对话。可是那天我去了以后,他在房间里面不出来。出版社的人就跟我解释说,他今天特别不高兴。我说我大老远来了北京,我们已经约好了对话,他为什么不高兴?出版社的人说因为有人告诉他,这本书的中文书名翻译成了《零成本社会》,他就特别恼火。因为“零成本”和“零边际成本”完全是两回事。零成本社会还得了?什么东西都没有成本,那我们可以无中生有了,是不是?

樊登:我经常劝很多年轻人,说你们在择业的时候,一定要去关注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这个特别重要。很多人觉得我马上去做这件事,是因为马上就能挣到钱。但你会发现十年下去还是这样,你只要不劳动就没有收入。所以你必须做,让你的认知水平不断提高的事情,你挣的是这个认知水平的钱。这样你就会发现,即使你在家里边待着写一本书,这本书一直卖,你就一直有收入。这就是边际成本的概念。

张军:对。所以边际成本就是你的生产量或者你服务人群的数量增加,对成本的影响。但是要知道,边际成本不断下降这件事,是我们经济生活当中比较少见的事情。整个经济社会里,正常情况下边际成本是上升的。如果边际成本不断地下降,以至于接近于零,那会出现什么情形呢?就像里夫金讲的,那你就可以一家通吃,你可以服务全国的老百姓,可以服务所有的客户。

樊登:那现在不就这样吗?

张军:对。这是因为有了数字经济,有了移动互联网才出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可是在这之前,你知道在经济学所有的教科书里面怎么讲吗?

樊登:过去都讲“规模不经济”。就是当规模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反倒会出现发展停滞。因为边际成本会上升。

张军:而且随着产量不断增加,边际成本上升得会越来越快。所以它就会阻止你,到这个点上你得停下来,所以规模就有限,不可能通吃。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过去我们所理解的这个世界,无论是你的个人生活、家庭生活,还是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它都受制于边际成本递增这个规律。在经济学原理的教科书里面,边际成本递增和边际效用递减,是支配整个经济世界的两个最基本的定律。但是现在互联网经济和数字经济,会让边际成本递减。

樊登:那这会改变经济学的理论吗?

张军:它会让经济学家过去不怎么关注的那些问题,变成支配整个经济生活的一个主流的现象,所以它肯定会影响经济学未来的发展。

樊登:包括我们年轻的时候学经济学,基本上都是理性人假设。就是这个人是个理性人,他知道所有的信息,然后他能做出合理的决策。后来你走上社会会发现,哪有这样的人呢?你也没法知道所有的信息。

所以你看,得了诺贝尔奖的丹尼尔·卡尼曼,他就认为人是有冲动的,人是有自己的思维盲点的。您更偏重于哪一种?

张军:我还是觉得,是理性支配了我们绝大部分的行为。当然不排除我们会有冲动的时候。但是有些经济学家,他就只研究你冲动的那种情形。我想这个和主流经济学是互补的,而不是替代的。

樊登:这就好像博弈论,那是算到最精明的状况。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说“为兄弟两肋插刀”,有的人可能就这样做了。在您看来“为兄弟两肋插刀”也是理性?也是一种效用?

张军:对,这是另外一种效用,就是他有一种满足感、获得感。所以我们不能把理性的人看成是自私的人。一个人可能是利他主义者,但是他依然理性。因为他帮助别人,牺牲自己,他认为这个快乐的效用更大。我如果帮助到你,你的境况改善,会间接地改善我的效用——我的满足感提高了,所以我依然是理性的。

樊登: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最起码要知道价格、成本、边际、理性人假设这样的概念。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经济学家怎么看待我们的生活。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您觉得婚姻、家庭都可以用经济学来分析。比如说我身边很多年轻人就发愁,到底要不要结婚?因为现在结婚,尤其在大城市结婚成本很高。这一点经济学家怎么分析?

张军:如果你今天在马路上问一个年轻人,他不结婚或者不生孩子的原因是什么,他会觉得成本太高。

樊登:那这个账怎么算呢?

张军:每个家庭在决定婚姻和养育子女的这个问题上,我相信成本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因为这些年轻人都觉得,多生一个孩子,为了照顾孩子,一方就可能要放弃工作,这是最直接的原因。

樊登:那为什么很多人连婚都不结呢?结婚率下降了是怎么回事?

张军:我在书里面其实做了一些分析,很大程度上跟“成本-收益”有一定的关系。当然这并不是解释大家选择不结婚的一个主要理由。但是经济学家给出了一个解释,就是把一个家庭看成一个生产单位,有些事情必须靠结婚来实现生产目的。但现在经济高度发达,很多事情都可以通过购买、外包来解决。过去不能够很容易做到外包的情况下,其实是要有一个依靠,彼此依靠,大家有一个相对的分工。过去经常讲“女主内,男主外”,是比较传统的方式,到后来两个人都可以出去工作。原来家庭其实是有一个分工,通常大家有一个默契,就像“我烧饭,你洗碗”。

樊登:就像我们小时候,感觉女主人肯定要做饭、洗衣服。男的无论干什么工作,你肯定要换煤气、修灯泡。但现在我很多年没换过灯泡了,都是找物业来换。

张军:对,现在有物业了,所以可以外包。用经济学家的话讲,就是很多事情可以外在化,就是你一个人依然可以生活得像一个家庭的状态。

樊登:所以他认为结婚不划算了?

张军:所以这就变成一个等价的问题。就是结婚和不结婚没有差别,两个人结合所产生的更大的那一块利益,感觉不到了。

樊登:那您帮我们分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一个人大学毕业,像您的学生从复旦大学毕业,他到底应该留在上海发展比较好,还是回三线城市比较好?

张军:现在我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学生,都愿意待在上海。

樊登:那这不矛盾吗?上海压力这么大,连婚都结不了,他为什么要待在上海呢?

张军:因为在给定的约束情况下,他还是觉得在上海的收益,会大于他付出的成本。这里面的原因比较复杂。这些年轻人如果回到三线城市,房价低,可以买套大房子,一步到位。或者跟父母一起住,这有什么不好?但是我觉得这跟年龄有关系。就是年轻人他对跟父母在一块儿,或者说对安逸生活的估值,并不是那么高。

樊登:老了可能才重视这事。

张军:我身边有好多朋友,他们说退休以后回老家,就盖个大房子,去过田园的生活。这说明他开始改变过去的估值。

樊登:您这词用得特别好,改变了过去的估值,就是田园生活变得更好了。

张军:我在崇明就碰到一对夫妻。他们就把上海的房子卖了,在启东买了一个楼面,楼下还能租给人家。然后夫妻俩就在那儿安度晚年。这个效用就非常大,但是年轻的时候,他们无论如何不会这样做。

樊登:所以要经过年轻时候在上海赚钱的这个过程,混个两室一厅,你才有机会去买个楼。

张军:那个时候才有成就感,所以价值其实是通过那个过程才实现。

樊登:所以年轻人愿意合租,愿意住地下室,这是理性的选择?

张军:北漂不就是这样吗?很多现在功成名就的人,他们诉说起当年北漂的时候都流下眼泪。

樊登:我有时候看苏东坡,看李白,就会发现那时候的中国,在哪儿生活都一样。你可以在杭州,也可以在开封,在长安,都无所谓。好像哪个城市都挺热闹,都有生活。现在怎么就资源如此集中在这几个大城市?这是个趋势吗?

张军:我想这就是工业化以后,经济改变了地理版图。像古代社会都是农业,商业很少,那个时候经济版图没有太大。

樊登:那时候气候和税收最重要。

张军:对,工业革命以后就不一样了,城市开始发展了。过去我们看到的都是田园风光,大家都是生活在田园里面。今天你要找这种地方,你就要隐居到山里面去了。工业革命以后整个地理版图改变了,还是那块地方,但是城市开始发展起来了。那么城市一般都要跟水,跟平原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个时候,整个经济的空间布局发生了改变,地理的经济版图发生了改变。

樊登: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个人走上社会,要怎样选择自己的方向。您书里边也谈到关于创业的问题,到底是创业的效用更好,还是老老实实打工的效用更好?

张军:坦率讲,经济学家并没有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经济学家发现了信息的重要性。在经济社会当中有很多的现象,它的产生跟信息不对称有关系。就像我们去医院看病,为什么要去三甲医院?因为我们总觉得三甲医院里面的医生,平均水平高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对医生的情况我们没法判断,换句话说,我们了解一个医生所花费的代价,要远远大于了解一个医院。所以我就可以通过判断医院的水平,间接地了解这个医生的水平。所以这个就是信息的重要性。一个人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创业家、企业家,这是一个完全私人的信息,其他人是没办法知道的。企业家不是组织部可以发现的,他是通过自己成功地创办了企业,才被人们认识的,所以这是一个信息隐藏的问题。从个人来讲,是要去给别人打工,还是要去创办企业,很大程度上是你个人的选择,取决于你自己的判断,因为只有你自己最了解自己。

樊登:所以你看古人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自知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我觉得经济学能讨论的热点话题太多了,接下来这个板块可能跟更多人更有关系,就是投资的话题。经济学家的投资能力比一般人强吗?

张军:不一定。经济学家在投资、在经济发展的政策层面上,其实做得都不好。

樊登:那为什么我们要了解一些经济学的背景,再去做投资?

张军:这当然也要看是做什么投资。经济学还是希望你理性投资,要权衡。而且投资市场充满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在我看来谈投资这个话题,有时候绕不开运气,但经济学家不研究运气。

樊登:运气不就是概率吗?它可以加入一些数学。

张军:是可以加入一些。但我的意思是,经济学家哪怕自己去投资,他也摆脱不了运气在投资上面的影响,也可能会失败。从历史上看,有些经济学家的投资还是不错的,但有些经济学家就非常不成功。我觉得这和他们的智商,和他们在经济学上面的贡献,没有任何关系。我认为运气是最重要的,因为市场充满大量的不确定性。

樊登:那像现在很多国人最忧心的问题是,钱放在手里越来越不值钱。您的书里就写到,从车厘子自由,变成苹果自由,东西变得越来越贵。那么这时候我们怎么保证自己手里仅有的那点财富,能够保值、增值,跑赢通胀?这个有什么基本的原理可以遵循?

张军:所谓要跑赢通胀,就意味着你可以知道通胀的未来趋势。这当然可以用宏观经济学的原理,做一些分析。但通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的表现本身决定的。如果经济很繁荣,持续地繁荣,通胀自然就起来了。但是经济持续繁荣,要满足很多条件,我们哪怕做一个五年的规划,这五年当中经济都可能起起伏伏。所以你永远搞不清楚,未来通胀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

樊登:就是如果未来面临通货紧缩的话,可能你手中的现金就越来越值钱。

张军:对。我认为跑赢通胀的这个说法,或许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你手上有多少钱,跟经济状况有关系。经济的状况又影响通胀,通胀反过来也影响经济的状况。所以这个问题很复杂,用我们经济学语言讲,这就是一个高度内生性的、互为因果的现象。在互为因果的情况下,是没有解的。

樊登:所以不能把经济学家当成预言家?

张军:不能当成预言家。

樊登:但是为什么那么多经济学家,整天做预言呢?很多经济学家在社会上的身份就是预言家。

张军:因为大家总是希望,经济学家能够预言点什么,能够预判一些未来的走势。其实经济学家如果能预言的话,经济学家就可以成为社会中最富的人,但是绝对做不到。其实投资它是个时点(亦称选时,是指主要通过技术分析,有时也利用公司经营和经济数据来确定买入)的概念。哪怕是二级市场股票,什么时点进?什么时点出?你要成功必须踩点踩得比较好。但踩点好这件事情,是个极小的概率。

樊登:您这本书里边还有一个章节,我觉得是现在很热门的经济学话题,就是关于贫富的问题。一个人想要致富,摆脱贫穷,有哪些好的经济学建议?

张军:现在在美国,所有研究贫困这个问题,包括收入差距问题的经济学家,不管怎么争吵,在一个问题上他们都投赞成票,也是所有研究最后的结论,就是教育。

在当下社会,唯一能够改变命运的就是教育。从一个国家来说,唯一能够缩小贫富差距的就是教育的均等。这个话有比较强的政策含义,但是很多国家不见得做得到。因为这个要求太高了。

樊登:但是互联网教育让我看到一点曙光。互联网教育给大量的,甚至远在大山里的孩子,提供了一个公平的机会。只要你有网络,就能够看到最好的老师讲的课。包括在美国也有这样的学校,就是完全通过网络教育完成的。

张军:对。教育从技术上讲,也许可以普惠到每个家庭。但是教育同时又受家庭的影响。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改变,它涉及整个社会结构的改变。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的社会,你会发现大量的中低层的家庭,父母对孩子的影响要远远大过学校。如果父母酗酒、吸毒,这个影响要比学校教育的影响要大。

樊登:您刚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让大量的低收入家庭能够意识到,教育是最重要的摆脱贫穷的方法。

张军:所以我说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可以说是没有分歧,所有的研究最后都会发现这个问题。

樊登:甚至不是同时打几份工这样的事情。有好多人为了摆脱贫穷,他们同时打好几份工,结果越做越穷。甚至把身体搞坏了以后,成为一个巨大的负担。其实应该下功夫去改变思维方式。

张军:所以我觉得从一个国家来讲,你的政策要能够真正地提升对教育的投入。从个人、从家庭来讲,就是你要不断地去投入人力资本(在人的知识、技能、素质等各个方面进行投入,形成的日后可以带来回报的能力)。只要有教育,你就会变成一个生产力有持续增长的人力资本。

樊登:所以我们有一句口号“扶贫先扶智”。咱们最后一个板块的问题,就是宏观经济。因为现在叫疫情时代,有人说后疫情时代。这个会给整个宏观经济,甚至包括全球的经济流动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对每个个人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张军:这个影响比较大。全球经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整个经济发展它有一个引擎,有一个推动力,这个推动力是什么呢?其实是贸易,贸易背后是投资。八十年代以后,整个全球经济慢慢地进入一个所谓全球化的时代。资本冲在最前面,跨国的流动很方便。所以贸易和投资,成为全球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擎。

而疫情扰乱的其实就是这两个东西。首先它会让全球的贸易增长放缓。过去全球经济假如增长百分之四,那全球的贸易就会增长百分之七、百分之八,它比全球各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得快,所以它才是引擎。那疫情之后全球贸易首先会掉下去,全球的投资也会掉下去,所以整个全球经济一定会比疫情以前要糟糕。然后全球经济内部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国和小国相比,大国一定会好一点,因为小国会更多地依赖贸易。像新加坡这样的地方,它每年的贸易流量比GDP要多两倍。

樊登:因为疫情,我一个朋友被困在泰国,另外一个朋友被困在菲律宾。他们说那里简直萧条得一塌糊涂。它们的经济全是靠游客的,但现在完全没有游客了。

张军:对,东南亚就是很典型的。国家太小,内部的市场不够。大国还可以内循环,小国的话基本上就靠贸易。贸易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服务贸易里面最大的一块就是旅游。所以这对全球的影响真的是非常大的。

樊登:那中国呢,这种经济形势对中国人会有一些机会吗?

张军:我们是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大国,所以可能抗外部动荡的能力比较强一些。我们自己也说大国的一个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

樊登:有自己的经济小气候。

张军:对。就是有些东西可能过去依赖外面循环的,现在外面有问题,就转向内循环,总体上也是可以的,肯定好于中小型的国家或者经济体。但是对中国来讲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第一,因为体量大,在没有疫情的时候,我们对全球贸易和投资是做贡献的,同时我们又是受益者。因为贸易发展与全球的资本流向,更多地来了中国。现在如果贸易投资受到很大影响,至少从我们过去的发展轨道来讲,肯定会受到一些影响。我们不能完全脱轨,但是得有另外一种力量,把它继续维持在原有轨道上。这个其实也不容易,现在我们提出要立足内循环,这个是不得已而为之。

第二,我们之前是假设全球的贸易投资不会终止,全球化不会终止。但后来我们也看到很多逆全球化的思潮。包括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的一些做法,让我们慢慢意识到,可能过去的这种想法需要打个问号,可能太乐观了。

所以现在也得考虑备份。我们过去一直倡导“能买的就不做”“全球化配置”。那么我们能买的,往往就是高精尖的东西;总是不做,就可能能力方面、基础方面不足。一旦不能买了,马上面临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逻辑可能要放弃,要修改。现在就是即便能买到,我也要自己做。进口替代这件事情,可能在未来十五年,到2035年,会变成我们的规划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樊登:这会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有影响吗?就是贸易下滑,整个经济向内发展,会对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是变得更好还是更坏?

张军:我个人觉得会增加就业机会,这个毫无疑问。过去我们进口的大量中间品、零部件,现在都要自己生产,那么供应链和产业链要有新的布局、新的组合。我相信会产生大量的就业机会,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利好的事情。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可能对教育会有更高的需求。因为过去能买的技术、高精尖的东西,现在要自己来生产。所以现在大学要继续扩招,因为将来要培养这些专业人才。我们四十年前讲“学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的技术里面基本上就是数理化,数学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我们复旦大学的数学,现在可能从国家和地方都要有大量投入,来扩容,来培养更多的(人才)。

樊登:强基计划。

张军:对。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我们的教育会有比较大地投入与促进。我们的科研、研发密度未来会大幅提高。中国的研发密度当然还是低一些。现在发达国家里面,像美国百分之四点几,韩国可能还要高,中国大概百分之二点二。那未来我想我们会逐步地提高到百分之三,甚至于到百分之三点五。

所以对人才的需求会大幅度地上升,人才需求上升会提高整个教育投资的回报。这些科技,包括人文社科各方面的人才需求提高了,收入就会上去。所以整体上会改善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这也回到我们前面说的,从家庭来讲,关注教育,更好地为教育投资,是非常好的选择。

樊登:刚才都是我在提问题,您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有没有特别想跟老百姓讲的,但是我没有问到的,您可以讲讲。

张军:我觉得普通的观众、听众,可能对经济学、经济学家,一直存在着一些误解。大家觉得经济学家在经济这个层面上,应该是预言家,应该会赚钱,应该可以告诉我们投资机会在哪里,应该能告诉我们怎么来改变命运等等。其实经济学家在很多方面,是在寻找对很多现象的一些解释,而不是说能够准确地预言未来要发生的事情。虽然我们也听到过,有人精准地预测到了金融危机。我想他们很大程度上也是碰巧,都是幸存者偏差。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社会科学的局限。整个社会科学都是试图通过当下的现象,发展出一个理论,希望这个理论能够帮助我们预测未来会怎么样。但总体上不是很成功,所以要消除对经济学家高估的这种误区。我认为大家在生活当中,要能够更多地思考身边的一些经济的现象,思考生活当中一些现象,多问几个为什么,那就能慢慢地沿着经济学的思路寻找到一定的答案。我觉得这个比希望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更有趣。

樊登:您说到有趣这个词,我特别认同。就是我读您的这本《我的经济学思维课》,我最大的收获,并不是说窥到了什么天机,而是感到有趣。就是我们能够站在理性的角度,站在相对量化的角度,去看待生活中的人和事。其实人本身就有好奇心,人对于这个混沌世界的理解,就是一种很大的效用,理解了你就会开心,你就会意解心开。

张军:对。如果借助于某个概念、某个原理,能把一个模糊的东西变得清晰了,就会很愉悦。我觉得理论应该有这个最基本的功能。我想我们任何一个做理论研究的人,都希望理论将来管用,理论可以帮助我们预测。但实际上人类社会比较复杂,跟物理世界不一样。人类社会充满着大量的随机事件,所以它有不确定性的问题。

樊登:未来很有可能掌握在色子手里,就是你不知道会出什么状况。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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