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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导读
这本书和别的荐书大不一样，以往的书更偏重于为大家呈现一个工具性的方法，让大家能够学得会，用得上。而本书上下两册，是一部浅学术性的大部头。
提到大部头，有人就会头疼，但“读史使人明智”，而且又是这样一部跟每个人都相关的关于“人性”的大作，就更值得一读了，更何况它获誉无数，我们甚至觉得，如果我们读书会不去推荐它，就是失职！
《经济学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作品
《时代周刊》——一部全球瞩目的杰作
比尔•盖茨——我这一生读过的最重要的书
扎克伯格——这太及时了，对我们理性地了解这个时代的暴力意义重大
那么这本书到底讨论的什么呢？是人类的暴力史。战争、暴乱、绞首架、断头台、肢解、决斗、殴打妇女、虐待儿童、灭绝原住民、虐待动物、骚乱……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推动暴力下降的一些原因以及走向文明和平进程的艰辛之路，你会知道过去的世界更加糟糕，事实上，我们正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和平的时代。
作者史蒂芬•平克，著名的认知学家、实验心理学家和畅销书作家，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博士，先后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2004年他当选《时代》杂志“全球100位最有影响力人物”。他的《语言本能》、《思想的本质》也都是风靡一时的畅销书。
2.何谓人性？
在中国文化中，性善论和性恶论的争辩在几千年间从未停歇过。一说：“人之初，性本善。”还有另一种声音会告诉你人性本恶 ——“人之性恶，其善伪也”。
在西方谚语中有这样一句话：正因人性本恶，民主是必须的；正因人性向善，民主是可能的。
关于“人性”的辩论已经延续了数千年，以至政治哲学已经几乎放弃对人性本身的判断、而把人性看做各自哲学体系的“公理”。而在心理学、脑科学、行为学、认知科学和演化生物学等现代学科的作用下，这个领域终于出现了一线曙光——而其中的领军人物之一，便是斯蒂芬•平克。
3.研究人性，必然关注暴力
我们这个物种的大部分进化史是在狩猎、采集和栽种社会（园艺社会）中完成的。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暴力是人们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之一，更让人胆颤的是人们习以为常，逆来顺受甚至认可这种暴力。
最早的暴力已无从溯源，但考古学家从远古遗骸的研究中发现，他们生前遭遇到很多暴力伤害。
在有史料记载的岁月里，暴虐从来都不是个例。中世纪的欧洲，在法国上流社会最流行的娱乐活动居然是烧猫。贵族们围坐一桌，将一只猫吊着放下火堆，让它从尾部开始烧焦，可怜的猫发出尖锐的惨叫直至死亡，他们就在一旁优雅的喝着下午茶。这样的场景，读来让人毛骨悚然，在当时却是常见的娱乐活动。因为他们施加在人身上的行为更加残暴。法国人就是这么烧猫的。
启蒙运动之后，欧洲最大的文明成果是断头台和绞首架，可以让生命更为直接的终结。
人为什么会如此可怕？面对另一个生命的离开如此冷漠，对暴力无动于衷？是什么样的历史发展推动了第一次暴力下降？
4.暴力下降的六大趋势
趋势一：平靖的进程
第一个使人性变得更好的过程叫做“平靖进程”。
大约5000年前，人类从无政府状态开始向第一个具有城市和政府的农耕文明过渡。伴随这一转变，“一个让人们慑服的共同权威”出现，人类在无政府自然状态下的常规劫掠和打杀减少了，暴力死亡下降到原来的1/5。
在人类的天性中，斗争主要的原因：第一是竞争，第二是猜疑，第三是荣誉。在国家出现之前，人与人之间充满着不安全因素，为了不被伤害，往往选择先发制人，先干掉对方，所以人们长期生活在暴力的恐惧当中。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霍布斯对此进行研究，因此叫做“霍布斯陷阱”。
摆脱霍布斯陷阱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威慑政策。暴力下降的一个最重要的开始，就是因为出现了国家的制衡。
趋势二：文明的进程
第二次暴力状况的下降称为“文明的进程”，从中世纪晚期到20世纪，欧洲国家的凶杀率下降了90%—98%。
“文明的进程”两个触发器：
国家的权力
分散割据的封建小邦整合为中央集权的大国，一个人通往财富的门票不再是做一个恶棍，而是取得官僚机器的欢心。所以，他们放下手中的武器，开始“庄重有礼”向上流社会进军。这期间，诞生了各式各样繁复的礼仪，成为了上流社会人的“行为规范”。
经济革命的发展
对资源的占有和利益的掠夺都会成为暴力事件发生的导火索。然而，对土地的竞争是零和博弈：一方的得，就是另一方的失。商贸和交易可以将零和的战争博弈转变为正和的互利博弈。人们不一定需要占有土地，可以通过交换获得自己所需的物资。
趋势三：人性的复苏
暴力下降的第三个阶段是人性的复苏，历史学家也将这一时期称为“人道主义革命”。
从17和18世纪的“理性时代”和“欧洲启蒙运动”开始，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理性，伏尔泰、卢梭等理性主义者出现。这期间，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机，书本的普及率大幅提高，大大推进了文明的进程。
文字的普及，使小说开始流行，故事是情感最好的载体，带给人们内心的柔软。
趋势四：长期和平
在“二战”结束的几十年间，人类见证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大国之间停止了战争。历史学家称之为“长期和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依然存在，但是全球化进程让国家之间日益紧密，大国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衡维持了有效的和平。
趋势五：新和平时期
恐怖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暴力之一，它引起了我们的恐慌。但在这一点上，要向法国民众学习，在暴恐事件之后，有位法国网友留言：“不要因为他们改变了我们自己的生活，最大的反击就是继续我们快乐的生活。”
趋势六：人权革命
人权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被称为“权力革命”。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标志着战后时代的到来，妇女、儿童的权益得到广泛的保护，人们对较小规模的侵犯行为也越来越反感，这些行为包括对少数族裔、妇女、儿童、同性恋的暴力侵犯和虐待动物。
5.催生暴力的心魔
人类具有内在的侵犯性——死亡的本能或嗜血的冲动。这些聚集在内心的压力必须阶段性的得到释放，表现为暴力。潜藏在人性中的心魔有哪些？
捕食：掠夺欲。当有人需要走捷径，而恰好有一个生命体挡在路上，为了获利或实现某种目的而发生的暴力也被称之为工具性暴力，伴随着利益而存在。——人们对于成功的前景过于自信，当他们相互对抗时，结果总是比预想的更加血腥。
优势：支配欲、话语权。表现为对权威、声望、荣誉和权力的追求，它的表现形式可以是个人之间的叫阵、决斗，也可以是种族、部落、宗教和民族集团之间的权力之争。——当他们加入优势竞争时，他们不可能让优者取胜，结果很有可能人人都是输家。
复仇：“血债血偿”几乎在世界上95%的文化里被默许。复仇心激起人类的道德冲动，也是个人或者主义施行报复、惩罚和“伸张正义”的措辞。——人们追求复仇，计算冤仇的方式总是夸大自己的无辜和对方的残忍，当双方寻求完全正义的时候，他们把自己和后代带入无休止的冲突。
施虐者：毫无缘由地蓄意制造痛苦，以他人的痛苦为快乐。——压制对亲手施暴的厌恶，甚至会沉湎于此。
意识形态：一个共享的信仰体系，通常具有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而为了追求无限的善可以不择手段地使用暴力。——狂热效忠的信仰，会席卷一个封闭的社会，将整个社会带入一种集体错觉，他们振振有词想要创造的理想世界的疯狂，是充满血腥的不治之症。
6.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人类的个体从来不缺少暴力的自私动机，无可争辩的是，依然有某种仁爱流淌在血液里，决定着我们的意志，这便是人天性中的善良天使，让我们放弃暴力心理的官能。
善良天使一：移情
移情是对他人设身处地，感其所感，道德意义上的同情心和悲悯。人不再局限于考虑自我，开始对其他生命做出承诺，不论这些生命与我们多么不同，远近亲疏，都应当免于被伤害被剥夺，一如我们自己。
善良天使二：自制
自制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美德。缺乏自制，便很容易投降于暴力的诱惑。自制就像大脑的“冷系统”，让我们能够预测冲动行事的后果，并相应地加以抑制，帮助我们做出更文明、理性的选择。
善良天使三：道德
大多数情况下，道德规范让虐童、羞辱等暴力行为减少，但是文化的差异，部落的、威权的和道学的规则却也经常会增加暴力。尽管如此，不管是什么样意识形态的道德规范，都是衡量相应暴力与善良的标尺。
善良天使四：理性
理性存在于人性里，不是移情的温柔力量，不是道义的仁慈之光，不仅仅是自制那般抑制强烈的诱惑，它超脱有限的视角，思索生活方式，追寻改善的途径，引导着天性中其他几位善良天使，引导人们离弃暴力，趋向合作和利他，是我们行为的大法官兼仲裁者。
面对生活中的无数忧患，面对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的重重灾难，暴力的下降是一个我们可以仔细品味的成就。它让我们更加珍惜文明和启蒙的力量，更加珍惜现在的文明成果。暴力的下降并不意味着苦难的结束，但是善良天使会让我们更加积极的面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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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导读
近年，美国知名实验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推出了他的新书——《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作者在书中以其严谨多维的论证方式描绘出一幅宏大的叙事画卷，通过对人类暴力发展史的细致分析，大胆提出：我们正生活在最和平的时代，人类发展的总趋势是暴力逐步减少，在未来人类很有可能将继续长期生活在和平的曙光下。
在当代，人类真的处在最和平的时代吗？为何ISIS依旧在中东肆虐，为什么从海湾地区到利比亚，局部战争愈演愈烈？
什么是暴力？暴力有哪些形态？绵延人类历史的战争和酷刑可以代表所有暴力形态吗？抑或是暴力根本就是我们的心魔，无论我们如何逼真地扮演着天使的角色，都改变不了自己恶魔的本性。
以上关于暴力和人类未来的疑问，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中，都将一一解答。同时，斯蒂芬•平克会以一位学者的眼光，冷峻却不失希望地重新书写人类的暴力冲突史。
为此，《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以人类文明发展的时间轴为线索，阐述人类文明史上从远古到当代六大暴力发展趋势：平靖进程、文明的进程、人道主义革命、长期和平、新和平及权利革命。通过细致分析每个阶段暴力发展变化的原因，探寻阻止暴力发展的进步力量，解密对于暴力与和平的诸多误解，并告诫每一位读者对于暴力要时刻保持警惕而非恐惧，同时对未来要报以乐观而非迷茫。
一、平靖进程：远古暴力兴衰
导读：
茹毛饮血，刀耕火种，远古时代人类的先祖是不是生活在一个荒蛮广阔的大陆上，过着“残酷的浪漫主义生活”？不！让我们首先通过本章了解文明初生时的人类所面对的暴力形态，透过考古学家的发掘及科学家的再现，认识一个令我们感到陌生的“野蛮大陆”。
1．暴力的逻辑——从基因学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
为什么生物在演化过程中一直充斥着暴力冲突呢？
动物会为了食物和交配权自相残杀，人类会为了信仰和荣誉彼此战斗到底。答案远非一句“适者生存”这么简单，因为竞争仅仅是暴力活动的动机，而非根源。《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的作者理查德•道金斯从基因学角度为人类揭示出：我们每个生命体实际上都是基因的奴隶。对于基因而言，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世代传承，单一的生命个体只不过是一次短暂的旅程。为了实现自身传承与延续，基因必须“无所不用其极”利用周遭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由此“自私的基因”导致了物种与物种以及物种亲族内的竞争关系。
而关于这种物种竞争关系，另一位英国启蒙时代的政治学家霍布斯在他的著作《利维坦》（Leviathan）中，则从博弈论的角度进一步指出：谁能够将竞争者逐离有限的资源，比如食物、水和生存空间的生存机器，谁就能够得到更大的机会繁衍滋生，在数量上超过竞争者；谁能够适应这一竞争，谁就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因此，在有限的自然资源这一前提下，暴力就成为生命世界里的默认选项，同时也是生命为了夺取更多生存机会和更大生存空间的必备手段。
2．疯狂原始人——人人都是汉尼拔
1991年，两名登山者在阿尔卑斯山的冰川地带，发现了一具5000年历史的人类遗骨。这具一度以“冰人奥茨”闻名于世的远古人的遗体，曾经引发了无数他的后人对于先祖生活的畅想。然而在“冰人奥茨”重见天日十年后，放射专家宣布了惊人的发现：奥茨的肩膀上有箭伤，他身旁的金属箭头附着两人的血迹，进而人们又发现在奥茨的匕首和斗篷上还有其他人的血迹。根据犯罪学家的场景复原，“冰人奥茨”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分钟内参与了一次抢劫，他利用羽箭连续射杀了两人后，背起受伤的同伴，继续在受袭后进行抵抗，最终自己中箭身死。通过对奥茨遗骨上的创伤及残留血迹的细致分析，当代放射专家清晰地还原了一场远古暴力凶杀。
这场穿越千年的凶杀案，绝不是一个孤例，而是远古人类每天都要面对的暴力冲突的缩影。
在暴力逻辑的驱使之下，远古人类——尚无文明因子的人类，每天都要面对暴力的威胁。通过来自各个大洲的更多人类遗址的发掘及研究，历史学家推测这一时期，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原始人类群落的平均暴力死亡率在15％。
而远古时代的暴力手段更是令人发指。不要以为那是一个没有核弹、马克沁机枪的时代，暴力冲突会是杀伤力有限的对抗。事实上，亲族间杀戮与强奸、部族间的残杀、各式虐杀手段如肢解、割头皮乃至人人相食，都充斥在先民的生活中。食人！？——这并不是好莱坞电影为了哗众取宠而对于我们祖先的污蔑，通过更多的远古人类遗址分析，考古学家在远古人粪便及烹饪的器皿中发现了人血蛋白。食人在史前可能是一个常态，这不仅仅是对于相邻部落的某种报复，更多的可能就是生存的必需与不得已。
极高的暴力死亡率，骇人的虐杀手段，这就是远古人类的生存环境——充满血腥的“野蛮大陆”。可是，就在距今5000年前，人类内部的暴力冲突却意外地大幅度降低了，人类第一次实现了对于暴力的控制与驯服，那么是什么导致了“野蛮大陆”的蜕变呢？
3．威慑纪元——驯服“野蛮大陆”：第一轮暴力衰退
出乎我们当代人的意料，人类在距今1万年前开始的“新石器时代革命”，使人类从“狩猎—采集时代”开始过渡到“农业文明”，这一切并没有导致暴力冲突的显著降低。虽然不用在丛林中与野兽相伴，手握锄犁的第一代农民还是必须警惕如影随形的暴力威胁。换言之，人类文明因子仍然是在一片“野蛮大陆”上艰难生长起来的。
但是，文明曙光一旦在地平线上绽放，旧有的社会组织形态就会开始解体：首先，农牧业的发展，使人类的生产力大幅提升，私有财产及贫富分化的出现导致一部分人可以脱离农业生产，依靠其他人获取食物为生；同时，分散的部落开始出现联盟及整合，进而“在农耕文明历时5000年之后，才出现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新兴的国家开始修建堡垒、城市和其他防御设施。他们也开始发明书写文字，记录并明确属民上缴的税收和贡品，并编纂法典约束人民。”
当国家这一新兴的社会化组织诞生及发展时，暴力关系也逐渐开始改变了。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中对这种暴力关系的变化有非常精辟的见解：在前国家时代，暴力关系是侵犯者与受害者的对立，“侵犯者要捕获受害者，受害者则要进行报复。”这种对立关系既能相互转化且极不稳定，很容易在短时间内激化成一场暴烈的冲突。当国家形态出现后，在原本的侵犯者和受害者之间，出现了国家这样一个旁观者。国家通过法律和有组织的暴力机器，实现了对于侵犯者和受害者的威慑，这就使相互对立的暴力关系变成了“三足鼎立”的稳定社会形态。
公权力的崛起，使得更大规模的协作与交换成为可能，这在一方面让人类开始控制并驯服暴力，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强化国家力量。从5000年前国家形态初生到地理大发现前期，在国家权力威慑下成长起来的人类文明，不管是在中世纪后期挣扎的旧欧洲，还是处在动荡边缘的新大陆，这些地区的暴力平均死亡率已经降到5％，仅仅是前国家时代的1／3－1／5。
在农业文明的早期，人类创生了第一个可以慑服暴力的权威——国家，斯蒂芬•平克将这一轮暴力衰退的历史进程称之为“平靖进程”。当然，“早期的国家更像是勒索保护费的黑帮组织，蛮横的头领从本地人手里收取钱物，然后保护他们免受外人的欺侮，同时防止他们彼此之间争斗。”古代文明的国家形态依然非常原始，并且自身就充斥着暴力因子。随着后来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国家的形态和组织形式还将会变得更智能和高效，并进一步来控制暴力发生及改变暴力手段。
二、文明的进程：餐叉和牛仔
导读：
迄今为止，农业文明占据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绝大部分，其跨度长达5000年，人类在农业文明初期创造了国家组织，促使第一轮暴力衰退，后期又孕育了工业文明，使人类经济发展再进一步。那么在这段历史过程中，暴力形态又是怎样的？是否如想象中的那样，在农业文明下大众民风淳朴，人类社会是一片欣欣向荣的田园风貌呢？
在本章我们会进一步了解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暴力衰退，这一过程被作者称为“文明的进程”，同时我们会看到，开启这一进程的两种“文明触发器”。
1．“不讲卫生的坏小子”——中世纪欧洲社会剪影
你可能想象不到，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因为食物引发的暴力冲突并不比猴群中为了争夺交配权而发生暴力对抗要少。
不信？！那我们就通过一本文艺复兴时期的小册子来侧面了解一下中世纪欧洲餐桌上的暴力文化。
1530年，欧洲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愚人颂》的作者）撰写了一本“论男孩的礼貌教育”的行为手册，并在此后200年内畅销欧洲，成为培养男孩绅士风度的入门级读物。由于这部书中记录了大量关于餐桌礼仪的规定，让我们有机会读到中世纪欧洲人的“吃相”：
不要像猪那样在饭桌上打瞌睡、打鼾和出声地舔嘴唇。/不要将自己啃过的骨头放回公盘。/不要请别人吃自己咬过的食物。/不要将嘴里的食物放回自己的盘子。/吃饭时不要抠鼻子/不要用手指头搅拌调味汁......
不知你读完后会不会忍俊不禁，这简直就是对三岁孩子的教导嘛，怎么可能是专门写给文化人的文字呢？谁能想到，细致优雅的西餐礼仪的肇始居然是以改变欧洲人粗鲁野性的饮食习惯为开端。
了解了中世纪的饮食习惯，我们接着把历史视角转换到当代人私密的性生活上来，事实上，在中世纪，性生活也没有后来那么慎重。这时的夫妻或情侣在做爱私密性上几无禁忌，对子女毫无应有的性教育，同时还不加掩饰地向孩子吹嘘个人性能力。由于缺少科学的避孕措施，使得私生子及性病传播在中世纪欧洲社会普遍存在。
以上仅仅是中世纪欧洲人生活的几个侧面，从中我们可以获取到哪些信息呢？仅仅是当时的欧洲人缺少必要的文化教养吗？不，远没有这么简单。中世纪欧洲人之所以在行为上显出青春期孩子般的冲动与莽撞，是因为在当时社会环境中还不存在培养礼仪规范的教育理念，每个欧洲人从小就像是荒原上的野草一般自由生长。要知道，当代人言行举止中的克制与理性，实际上是后天习得的结果，如果没有从幼儿开始的严格教育，我们一样也会像中世纪欧洲人那样粗鲁不堪。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一个社会都充斥着冲动和不成熟的气息，好像走到哪里都有一群青春期时代荷尔蒙旺盛的坏小子，那这个社会能足够安全平和吗？
纵观整个中世纪欧洲，上至贵族、教士阶级，下至普通民众，其生活中无不充斥着暴力：贵族内部日常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有可能成为决斗的理由，原始的暴力冲动甚至还被粉饰以荣誉、光荣；普通民众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样淳朴，庄稼汉、商人甚至神职人员动辄拔刀相向，私斗和比武盛行，家庭暴力更是习以为常。
在农业文明初期，人类通过国家组织实现了暴力的第一轮衰退，但是在之后数千年里，我们的先辈们也就止步于此。“平靖进程”并没有彻底遏制暴力活动的发生，日常生活中依然保留着暴力狰狞的面目。
为什们农业文明下的人类没有养成克制理性的行为规范，而是极端的不成熟呢？决斗成性的贵族和鲁莽冒失的平民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社会背景呢？
2．零和博弈的产儿——“荣誉文化”
人类在农业文明时期，世界不同区域，无论是农耕、游牧还是渔猎，都是以土地为基础的经济形态。“在一个以土地为基础的经济中，任何人想提高生活水平，或者是在马尔萨斯人口扩张期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准，他的首选就是占领邻居的土地”，或者抢夺别人的牲畜，或者占据有利的水源地。从霍布斯的博弈论来看，“对土地的竞争是零和博弈：一方的得，就是另一方的失。”因此，农业文明社会中暴力的起源就来自于不可持续的土地生产，一旦在农牧业生产中出现了人地矛盾，为争夺生产资源的暴力就会发生。
虽然，人类在发明了国家组织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于暴力冲突的遏制，但是由于农业文明时代的国家组织不可能触及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所以那种为了争夺土地财富的暴力冲突依然游离在社会可控的范围之外。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人与人之间就会崇尚个人的有效威慑，特别是男孩，从幼年开始就要培养其粗鲁野蛮的“男子气概”，因为理性克制的行为只会被视为软弱可欺。而这种崇尚“暴力威慑”的风尚就是所谓的“荣誉文化”，它的本质是“不认可攻击和工具性暴力，但是允许在受到侮辱和冒犯后进行报复”，而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中世纪欧洲人的粗鲁行为都是“荣誉文化”的外在表现。一旦“荣誉文化”开始泛滥，暴力冲突就会进一步增加，社会就会陷入暴力死循环中。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农业文明下，人类没有养成礼仪规范，因为，零和博弈的社会环境下，并不存在滋生礼仪文化的土壤。
而关于“荣誉文化”，后人认为它主要存在于相对荒蛮的游牧文明圈里，比如亚欧大陆中心地带阶段性崛起的匈奴人、突厥人和后来的蒙古人。但实质上，在整个农业文明时代，荣誉文化几乎在各区域的文明圈内蔓延滋生，并不断引发暴力冲突。即使是与中世纪欧洲同时代的中国，作为一个具备成熟中央集权体制的种植农业文明圈，在其北方农业区内，依然保留着“荣誉文化”的基因。这种基因会因农业用水紧张、饥荒等导火索迅速点燃区域内的暴力与杀戮。
所以，只要人类继续被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为荣誉而战”的暴力冲突就会继续冠冕堂皇地收取性命，国家形态强如中国的专制集权王朝，也免不了在土地战争的汹汹烽火下走向灭亡。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里，世界各地的人类几乎都无法走出这个暴力怪圈。
这一次会有两种“文明触发器”强有力地推动文明的进程，它将更为彻底地控制人类社会的暴力凶杀。而推动第二轮暴力衰退的力量又是什么呢？
3．牛仔很忙——别了，荣誉文化：第二轮暴力衰退
首先，开启“文明的进程”的第一种“文明触发器”是更为强大和高效的国家组织。国家组织形态在中世纪末期进一步成长起来，昔日原始落后部落联盟和封邦建国制度开始被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所取代，公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对暴力的控制也因为司法系统的国家化变得更为高效。但是在第二轮暴力衰退中起到中流砥柱作用的却是另外一个“文明触发器”——因地理大发现开启的全球商贸文明。
在大航海时代，局限在地中海的区域贸易，跃出西欧开始向全球拓展。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开始把全球各个文明圈连为一体；原本自给自足的土地生产开始解体，自由协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暴力的财富资源抢夺开始演变成平等的自由交换；生产专业化及产业分工推动了城市化进程；更多的劳动力从贫瘠的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到城市并参与工业生产。
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人类开始迈进了正和博弈的时代，即通过分工合作和商品交换来获得财富：资本、利息及中间商穿梭在社会这个角落，消解了“荣誉文化”的暴力行为。“不论你是交换恩惠还是交换剩余，交换伙伴只有活着才对你更有价值。”在零和博弈时代，我们不得不扮作孔武有力以保障自身的安全，并对周遭的人与物保持着与生俱来的警惕与敌视，现在我们需要学得彬彬有礼才能换取更多交换协作的机会。冒失鲁莽的动物性被收敛起来，代之以成熟的社会性，以文明商贸为推动力的文明进程将人类彻底改造为社会协作的组织者与参与者。
文明进程的中后期，荣誉文化开始衰落，文明进程以欧洲为中心逐步向其他文明扩展，全球暴力凶杀逐年降低。上层精英广泛存在的决斗消失了，平民阶层也开始培养自己的清洁习惯及隐私意识。社会上莽撞冒失的“男子汉气质”逐渐被唾弃，整洁有礼的绅士风度开始风靡社会各个阶层。
在文明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商人群体，长时间被知识精英视为自私贪婪的“吸血鬼”，实际上他们在这一轮暴力衰退中扮演了和平使者。即使在当代，那些自由市场经济依旧不发达的地区，如饱受战火蹂躏的中东地区及美国中西部的农牧区，依然固执地保留着以暴力为核心的荣誉文化。也许控制这些地区的暴力冲突的最佳人选恰恰就是莎士比亚笔下的犹太商人，因为他们手中可并不是称量人肉的磅秤，而恰恰是开启和平的钥匙。
三、人道主义革命与权利革命：报纸和同情心
导读：
人类通过国家威慑及文明商贸实现了对暴力凶杀率的有效控制，但是群体中的暴力凶杀仅仅是暴力形态的一部分，在人类暴力发展史上，国家和商贸拓展同样也扮演着不光彩的暴力组织者的角色。有组织的暴力活动，如酷刑及奴隶制并没有因为两次社会进步有任何改变，甚至在局部地区还愈演愈烈。那么这类暴力形式发展趋势又是怎样的呢？我们要先来通过阅读制度化暴力的发展时间表，来理解文明商贸后的暴力发展进程。
1．人类暴行日记——制度化暴力发展时间表
人类暴行日记：
1716年，英国最后一次绞死所谓“女巫”，33年后，欧洲最后一次对“女巫”施以火刑。在此之前，以15世纪关于揭露女巫的书《女巫之槌》（Malleus Maleficarum）出版为标志，在之后200年内，仅在法国和德国地区就有6万到10万人被杀死（其中85％是女性）。
1783年英国废止公开绞刑，1861年，英国把222项死罪减至4项。而根据当代学者鲁梅尔估计，从公元0年到20世纪，约1.9亿人因为轻罪被判处死刑。值得一提的是，死对于他们甚至是某种解脱，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在死前受到过酷刑折磨。
1861年，沙皇俄国废除了农奴制，一年后，美国总统林肯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在不到两年时间内，未来将会主宰世界的东西方两个大国，割除了寄生在他们身上的奴隶制。此时，奴隶制已在世界上广泛存在了数千年，并将继续在世界其他地区苟延残喘至二十世纪。
人类经历了第二次暴力大规模下降后，成功控制了我们的动物性，并通过商贸文明使自己养成礼仪习惯，但是荣誉文化的式微，并没有改变人类通过有组织的暴力形式来对同胞施以伤害与折磨。
文明进程持续几个世纪后，奴隶制和种族杀戮继续在全球范围内高效扩展，横跨大西洋的三角贸易，使“新大陆”在南北纬30度之间形成了一个新的奴隶制经济带；而与国家组织伴生数千年的酷刑，在“旧大陆”上继续存在，无论是西欧的封建小国还是东方的集权大国，都继续保留着名目繁多的酷刑：锯刑、猫爪刑、刺穿刑、火刑柱、凌迟、水刑……当你看到这些酷刑条目而感到毛骨悚然的同时，是否又会感叹前人在折磨同类方式上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国家和商业的兴起，凶杀数量的急剧减少，文明的进程不断向前迈进，历时几个世纪之久，但人们仍然不介意残酷刑罚和对异端的迫害。”究其原因，是因为前两轮的暴力衰退本质都是暴力活动的整合，而非是从根本上消除暴力因子。比如国家机器将分散的部族冲突整合为有组织的暴力机器，但是却掩盖不了绵延上千年的酷刑和虐杀；文明商贸虽然清除了阻碍自由协作及商品交换的荣誉文化，但是可以实现受益最大化的奴隶制却被保留下来。
透过“人类暴行日记”我们又会看到，17世纪开始有组织的暴力活动逐步退出人类舞台，人们似乎越来越无法忍受施以在同胞身上的酷刑。不仅如此，进入20世纪，人类开始践行先贤们关于人类权利及平等的理想，民权、女权、儿童权利、同性恋权利等人权概念逐一登场，继人道主义革命后的权利革命最终塑造了当今世界。
追根溯源，这一轮浪潮的起点到底在哪里呢？是什么让人类变得富有同情心并开始树立权利意识呢？
2．“暴力加工厂”——打包－复制－整合－发酵
为解答以上问题，我们首先需理解为什么人类会长时间容忍迷信杀戮、酷刑及奴隶制的存在。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中，各民族的先贤几乎都有关于人道主义及人类基本权利的精辟论断，人道主义思想在文明史里从来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是为什么整个人类社会依然经历了数千年的蒙昧时代，直到17世纪开始才开启人道主义革命浪潮呢？
首先，人道主义思想主要被垄断在知识精英手中，所谓的科学精神及人道价值一直被束之高阁，这类思想仅仅是精英阶层为满足精神生活的消遣。在漫长时间内人道主义观念一直受限于高额的传播成本和单一的传播渠道，几乎没有对整个社会产生任何积极影响。
其次，我们不得不来深入理解人脑处理信息的思维模式。“人类的头脑擅长将一个复杂的思想打包，并将它与其他的思想一起装配成更复杂的组合，再将这个组合打包，做成更大的装置，然后再结合更多的其他思想，层出不穷。”如果没有多维的信息渠道和足够的信息量，思想本身会变得狭隘甚至异化。当人脑由于信息匮乏使得正向的理性思维变得极其困难时，单纯获取暴力快感的兽性需求就会大举反扑，信息越少大脑就越倾向于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信息整合到一起，形成单一且粗暴的观念。
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中，丰富的精神资源和多元的信息渠道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奢侈品，而人脑的运作系统却会不断地捕捉周遭环境的片段及信息，进行打包－复制－整合－发酵。这一过程的演化结果必然导致人的行为倾向于极端和残忍。
以欧洲残杀“女巫”为例，中世纪的欧洲弥漫着浓厚的宗教氛围，大众可以从《圣经》中同时捕捉到女巫和天使的信息片段，在没有其他信息填补的前提下，现实环境中大脑很难有足够的材料去酝酿出天使的意向，相反，会不自觉地把女巫和邻居家“略显轻薄的妇人”掺杂在一起，这样一来，距离大家把这个无辜的农妇送到火刑柱上也就不远了。
知识被精英垄断，同时社会环境中的信息资源及信息渠道极端匮乏；人脑的运作机制又使人类必须源源不断获取信息来做处理。这两种内外作用的合力，导致人类社会长时间内不但无法孕育出普世的同情心，而且还以虐杀为乐。因此改变人类社会的扭曲观念，并掀起人道主义革命就必须以信息传播方式的进步为前提。
3．洞穿人心——大众媒介崛起：第三轮暴力衰退及权利革命
人类的同情心，在早期是建立在血缘及感情关切之上的，文明进程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利益关切并没有激发人类同情心的扩展。在最近的三百年内人类逐步开始废除有组织暴力——酷刑、死刑及奴隶制，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是因为人类学会了同等看待每个人的生命价值，甚至提高了对陌生人的价值评判。
从17世纪开始，随着印刷术在欧洲的普及，低效昂贵的手抄羊皮卷开始被廉价的印刷小册子所取代，原本被教会垄断的知识开始向大众拓展。到19世纪初，欧洲绝大部分地区（除俄国）的普通公民都可以开始读写。同时这一时期欧洲诞生了一批影响后世的大思想家：牛顿、大卫•休谟、笛卡尔、卢梭、伏尔泰、康德……这些知识精英借由印刷术掀起的“阅读革命”把禁锢在教会学院和贵族沙龙的启蒙思想传播到了更广的民众那里。透过阅读、戏剧等新的信息传播形式，民众扩展了个人视野，并学会分享体会他人情感。一个人类文明史上的新物种诞生了——这就是大众媒介。从最早的报纸、刊物到后来的广播、电视……人类每天获取的信息量从17世纪后开始就以几何倍数增长，信息渠道也越来越多元。
“接受别人的观点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成见。有了对自我的意识，才有可能对自己的生活提问，质疑旧俗和常规是否能够改变。”在18世纪，当人道主义革命曙光开始在欧洲地平线闪耀时，正是欧洲书信体小说的全盛时期。这种题材，使每个主人公的情感实时展现给读者，类似当代的真人秀，从而激发了读者的情感体验。这其中的佼佼者正是卢梭的《新爱洛依丝》，这部小说讲述了一场贵族小姐与家庭教师之间的禁忌爱情，让无数成年大男人感动得热泪盈眶。以这类书信体小说为代表的新文学，横扫了欧洲贵族社会的压抑与禁欲的风气，开启了浪漫主义新风尚。更重要的是，这种立体全面的信息传播方式，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大交换，刺激了人脑本身就具有的移情能力。以移情而导致的情感共鸣为基础，人类的同情心圈子开始扩大，开始从心理层面反抗酷刑和践踏人权。
大众媒介的崛起是推动人道主义革命及权利革命的最重要动因。从17世纪开始至当代，大众媒介的传播渠道从平面的报纸、书刊到近现代的电影、电视及互联网平台，信息量的增大，信息渠道的多元，给每个人提供了交叉多元的信息参考。训练了内心移情能力的同时，也引导人类主动去推动社会进步。
在人道主义革命时期，我们会看到《汤姆叔叔的小屋》推动美国废奴运动达到高潮；狄更斯的《雾都孤儿》让人们读到了孤儿院对孩子的虐待。大众媒介首先为废除酷刑及奴隶制提供了舆论阵地，使更多人开始从心理上树立反对虐杀及奴役人的道德责任感，进而推动人们从行动上践行人道。透过“人类暴力日记”，我们已经了解到世界主流大国废除酷刑及奴隶制的时间，而到二战结束后，人道主义革命才开始在全球掀起浪潮。到二十世纪末，合法的奴隶制已经完全消失，死刑已经被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在中世纪普遍存在的迷信杀戮也早已被丢进了历史垃圾堆。
继人道主义革命后，从20世纪中期持续到当代的权利革命，同样也要归功于大众媒体的进一步发展。透过电视公开演讲，以马丁•路德•金为首的民权领袖开始让更多人加入到对种族主义的批判上来，从而为少数族裔和有色人种争得民权平等；媒体记者追踪并报道妇女和儿童遭受的家庭暴力，为确立女权及儿童人身的保护机制提供了舆论平台；直到当代，因为互联网等新媒体在人们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使同性恋平权有了更多表达观点的渠道，并正在让大众逐步接受同性恋的平等权利。
4．杀戮工具？！——对大众媒介的误读
但是有人会如此反驳：大众媒介并非是和平的推手，而是暴力的帮凶。20世纪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屠杀，难道不是希特勒通过报纸、广播、电影等大众媒体传播种族仇杀导致的悲剧吗？纳粹精心炮制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至今都还是大学研究法西斯主义的重要教材。如此，大众媒介怎么能是暴力减少的推动力呢？
通过大众媒介传播开来的观点与信息，的确良莠不齐，甚至还会存在某些极端观点。但是大众媒介可以发挥监督暴力冲突的功能是以信息开放为前提的。“在蜗居的隔绝中，难免会滋生各式各样怪异和有害的思想。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一个有害的观点暴露后，其他思想家的批评至少让这个观点有了枯萎和死亡的机会。”信息传播一旦被垄断或控制，人们即使在高度理性的状态下同样会干出荒唐事。教会垄断知识，就会在大众中滋生关于女巫的迷信传言；纳粹控制媒体，最终造成了20世纪最大规模的种族屠杀悲剧。
在希特勒之前，欧洲长期存在宣传排犹的书籍，但是在一个开放多元的信息环境中，这种观点从来没有占据主流。纳粹更多地利用了大众媒介的高效传播力来宣传种族主义观点，并通过国家暴力机器将进步思想驱逐出大众媒介之外，从而将大众媒介驯化为纳粹宣传种族屠杀的暴力工具。
二战结束后，当德国被重新纳入到正常国家的发展轨道，大众媒介就再次发挥出其舆论反思和暴力监督的作用。经过几十年来大众媒体的宣传，纳粹和种族主义已经被扫进历史垃圾堆。在当代，中东欧地区虽然还存在”新纳粹“组织，但是在强大的媒体及舆论监督之下，这些极端组织所能影响和控制的势力范围已非常有限。大众媒介经过几十年的放任自流后，并没有再次走向极端，而是让民权与和平的观点占到了舆论的制高点。
人道主义革命及权利革命是“历史性暴力下降的里程碑，这是人类最值得的骄傲的成就。”它将迷信杀戮、酷刑、奴隶制赶入社会的边缘，并在公众中确立了女权和民权观念，并为同性恋者提供争取平等权利的舞台。而为推动以上观点成为全人类“不言而喻的真理”，大众媒介会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四、长期和平（一）：气象学家的逆袭
导读：
了解了人类暴力发展史中的三大趋势后，依然有一种形式的暴力还没有进入讨论范围，这就是战争。在20世纪上半叶，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给全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仅第二次世界大战就造成了5500万人的死亡。这两场规模空前的浩劫几乎是各国学者们在进行政治学和历史学研究的一个心结，我们在探讨人类暴力发展史的过程中，不论怎样都不能绕开世界大战这一话题。
那么，既然在20世纪，有两次世界大战为历史参考，我们有什么信心笃定在21世纪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很小呢？面对当代新一轮的大国格局洗牌，下一场世界大战爆发的概率又会有多少？
1．必有一战？！——气象学家VS历史学家
20世纪50年代，在二战硝烟刚刚散去的欧洲，两位英国学者在对战争历史反思的同时都大胆预测了未来世界的发展变化。一位是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这位享誉全球的学者在他的巨制《历史研究》中记录了26个文明的兴衰，并与众多同时代的学者一样，黯然感慨未来30年内人类文明将会被更大规模更具杀戮效率的战争折磨得摇摇欲坠，并与我们前辈的26个文明一样走向衰落。
而另一位学者刘易斯•弗里•理查森（Lewis Fry Richardson, 1881-1953）却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理查森作为一位气象学家，并没有汤因比对于各大文明的渊博学识，而是单纯从暴力冲突的数据作出统计分析。理查森以一种少年式的乐观断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位置。”人类将在未来进入一种总体和平的状态。
再次回顾二战后的历史，我们是否会惊叹一位鲜为人知的气象学者对历史的精确论断呢？
在过去六十年里，除了50年代在朝鲜半岛发生了一场东西方阵营都共同参与的“有限战争”，在此后更长的时间内，美苏两国无数次逼近核战边缘，在铁幕笼罩下彼此剑拔弩张的欧洲，甚至是局部发生热战的亚非大陆，都没有再酝酿出一场由多个大国共同参与的世界级大战。20世纪上半期那种因为一场暗杀引发的大国冲突，一个狂人振臂一呼导致的战争浩劫在20世纪后半叶再也没有发生。
这一切是因为核武器带来的原子和平吗？是因为两极对峙的世界格局吗？还是说这仅仅是上帝施舍给人类的短暂喘息，明天人类的家园就将是一片火海呢？！
我们还是回来更细致了解60年前英国的刘易斯•弗里•理查森的关于战争的分析，探寻长期和平的本质。
2．理查森的战争密码——战争统计学
首先，先了解一下刘易斯•理查森本人，这位气象学家在一战后便致力于建立天气预报系统，在计算机还没有产生的时代，他在学界创造性地提出利用微积分分析气象采集数据，从而预报天气的科学研究法。在他的晚年又进一步把这套理论应用在对于战争的统计上。通过对战争史籍资料的查阅，刘易斯•理查森收集了从1820年至1952年间的315个战争数据。进而，理查森按照每场战争的时机及战争死亡量级将冲突归类，并把每场战争通过抽象的数据图表表现出来。
在这张理查森的统计图表中，每一条线段都代表一场战争，横轴代表时间（从1800年到1950年），竖轴代表战争强度的数量级（从死亡100人到100万人）相信你可以推测出来孤悬在图表右上角的两条线段便是二次世界大战。
通过这张战争统计图我们能够得出哪些结论呢？首先，战争量级呈幂律分布，简单地说，就是80:2法则，也就是说“几乎80％的死亡来自2％的战争”。比如，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伤亡占了130年的战争总死亡人数的77％。其次，不仅仅是战争爆发具有随机性，战争结束也是随机的，我们无法从任何前代的战争留下的资料去预测当代甚至未来发生战争的可能，战争发生的时机不存在任何规律。
这些抽象的数学理论有什么意义呢？如何来解读理查森绘制的“战争密码”？
五、长期和平（二）：懂幂律，会高数，不称霸
导读：
上一章我们初步了解了理查森通过人类百年战争史的数据分析得出的两个数学结论，在本章，我们会详细解读有关战争数据统计背后的故事，并进一步探索二战后“长期和平”的原因。
1．“战争预言家”——做人不能不识数
首先，关于理查森提到的80:2法则，在战争史上导致人员伤亡规模最大的二次世界大战，几乎把那个时代所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都拖入了战争泥潭，以至于改变了人类航船的发展方向。因此，大国争霸战争恰恰属于战争形态中最值得警惕和防范的一个类型，因为它会牵扯到更发达的经济体、更辽阔的领土及更多的人口，而导致的破坏性也就更大，影响更深远。
其次，理查森所阐述的战争随机性，我们同样结合二次世界大战分析：由于国际社会中的所有大国都参与进来，涉及到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及不同的国家战略，因此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纯数学概率实际上低的惊人，如果失去其中哪怕一个因素，比如斐迪南大公的汽车没有闯进死胡同；沙皇俄国没有急于作战争动员；一战战场上，英军二等兵亨利•坦迪射杀了德军的普通一兵——阿道夫•希特勒，那么20世纪上半叶的两场浩劫可能只是游戏玩家的假想或者军迷在沙盘上的游戏了。因此，两次世界大战其实是由某些小概率事件引发的大规模灾难。
这似乎违反了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常识性认识。难道说世界战争本可以避免？难道说这一切不是来源于某些野心家蓄谋已久的杀戮计划？很遗憾，这类常识性观点恰恰反映出了某种思维陷阱。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更好地理解人脑的这种思维错觉：
假如在1913年的某一天，你在英国街头听到有人向你宣传英德必有一战，你是否会相信呢？一句简单的陈述句，也许只会让你将信将疑，然而，如果继续在其中添加条件呢？比如，德国正在疯狂扩张海军，威廉二世是一个阴险的野心家等等，是不是整个故事就立刻丰满并且令人信服呢？可是，这恰恰是心理学中所谓的“结合谬误”。任何一件事从数学角度分析，条件越丰富发生的概率就越低，因为每个条件的背后都会牵扯更多的因素进来。事实上德国海军从来没有赶上英国海军的造舰速度，德皇威廉二世一战前也一直以调停国际冲突的“和事佬”示人，以上的条件从来就不足以成为英德必有一战的理由。但是人脑的思维模式使我们更倾向于听故事，而不是做理性分析，事件牵扯的条件越多，我们反而越是相信事情发生的必然性。
整个20世纪，人类被两种思维谬误所笼罩：“一个是想要在随机分布的历史事件中看到有意义的规律，另一个就是钟形曲线思维模式，即极端值几乎是不可能事件。所以一旦出现极端事件，我们立即认为，非同寻常的事件背后一定有非同寻常的设计。”这两种思维谬误让我们总是误认为，那些牵扯颇多因素的极端事件，都来自野心家蓄谋已久的计划，所以这类事件就会必然发生，无可避免。事实上，这仅仅是“结合谬误”的思维陷阱。但一战前的欧洲人，偏偏就是在这种思维谬误推导下，展开了针对“敌国”的军备竞赛及战争规划，从而将人类推入战争绞肉机。其实二次世界大战的背后没有任何必然性在起作用，细看那张战争统计图，就会发现孤悬在图表右上方的两条线段仅仅不过是两个极不走运的样本罢了。
2．拒绝“从0到1”——把战争扼杀在摇篮里
理解了刘易斯•理查森关于战争统计学的结论：（1）战争量级幂律分布；（2）战争时机是随机的。现在我们又如何看待从二十世纪中叶就开始的长期和平的呢？来看一看1945年以来关于战争最有意思的统计数字：零。
“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数量为零；冷战两大敌对国战场交火记录为零；1953年之后，大国之间交战的次数为零（或者可以说是自1945年之后大国交战次数为零，因为许多政治学家都认为，中国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才被视为大国）；1945年以来，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为零。”
以上的一个个零告诉我们，在二战结束后的60年内，战争更多表现为发展中国家的内战及强权国家对个别国家的武装入侵，虽然这些战争同样残酷血腥，但欣慰的是，足以毁灭世界的核战争及强权国家的争霸战争一次也没有发生，战争规模及战争影响都被压缩在有限的范围内。
二战结束后，几乎每个大国都开始通过引入高等数学来精确处理外交情报，与其他大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都通过概率学来做出分析。任何可能导致大国战争的因素都会在从0到1的过程中被有限的行动所遏制。大国外交行动不再是逞血气之勇或是民族主义叫嚣，而是尽可能通过理性克制的行为去试探对方的行动底线。这在美苏对抗中的“古巴导弹危机”得到了最好体现，即使是在危机进入最高警戒状态，两国决策层都在避免直接冲突的可能性。政府不再是战争助推者，而成为大国冲突的监管者。
传统的优势大国在历经了残酷战争的洗礼后，终于在20世纪中叶开始学会了理性与克制。英国放弃了“光荣孤立”拥抱法德为主导的欧共体；冷战的两位主角，美苏也在古巴导弹危机后建立了对话机制。对战争的狂热与恐惧被克制的行动和理性的政策所替代。
发达国家业已走向成熟，那么后发的大国呢？21世纪国际关系迎来的新一轮大国格局变动会不会造成世界战争爆发？“他们”是否还要抢夺阳光下的地盘？不！“中国宣布自己的‘和平崛起’，土耳其津津乐道于它的‘邻国零问题’外交政策；巴西外长克制不住自己的喜悦，乐呵呵地说：‘我不知道有多少国家能够夸耀自己有10个邻国，却在过去的140年间没有打过一场仗。’”通过战争获得霸权实际上在二战结束后就已经被人唾弃，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区域大国不但不能蓄意挑起战争，还必须为周边和平尽一份力。
3．总结：关于“长期和平”
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社会里，难免会发生某些超乎各国预料的小概率事件，比如一次政治刺杀，一次“擦枪走火”，抑或是某个小国爆发内战。这些零星的火星一旦崩落到大国争霸或者民族主义高涨的地区内，就很容易点燃战争火药桶。
然而，如果我们可以提前控制某些引发战争的因素，比如避免无意义的军备竞赛或不把某个国家作为假想敌来宣传，同时积极参与那些看似不起眼但是可以增进和平因素的事务，如在区域内开展更有深度的经济合作及广泛的政治对话，那么极端的政治事件也很难在国际社会中产生阵阵涟漪。假如我们透过时光机把希特勒带到当代的德国，任凭他在勃兰登堡门下挥舞双拳进行战争叫嚣，相信今天的德国人也只会把他视为一个疯狂的小丑而已。
在整个20世纪，人类以近一亿人的生命为代价换来了对于和平的珍视。高悬在理查森的战争图表上的两条线段像是两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不断警醒后人以理性态度和科学分析去处理引发战争的冲突因素，并加以规避与克制，以避免更大悲剧的发生。
六、新和平：是新和平？还是新死神？
导读：
我们来到了20世纪末，到此为止，人类历史上的大屠杀、世界战争、酷刑及核恐慌似乎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是暴力似乎还是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如果你试着回顾自冷战结束后的媒体新闻关于暴力冲突的报道，新的暴力形式几乎占据了主流媒体每一年的重要板块——中东的局部战争及恐怖主义肆虐。从世纪初的“9•11”，到现在肆虐中东的ISIS，新暴力形式似乎愈演愈烈，成为全球都在关注的话题，那么回顾冷战后的20年，我们是否再次陷入到更大规模的暴力冲突的漩涡中呢？
1．瑕不掩瑜——后冷战的局部战争
首先，我们要知道冷战后的局部战争如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及近期的利比亚内战并不是近20年的暴力冲突的新变种。在二战后的漫长时间内，局部战争一直在不发达的亚非拉疯狂传播，这其中包含了大国发动并参与的战争如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参与的越南战争，也包括不同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如五次中东战争及三次印巴战争，还有若干国家的内战。事实上，近20年来的各类战争依然属于以上几种战争类型。
然而，之所以在冷战时代以上的局部战争没有受到太多人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冲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而且人们被更具杀戮效率的核威胁及两极对峙的格局所吸引，因此在很长时间内，人们对局部战争实际上是关注度不足。
事实上，冷战后半个多世纪内，局部战争造成的伤亡一直呈下降趋势。比如，冷战期间三场规模最大、持续时间也最长的局部战争，比如：越南战争持续14年，导致160万人死亡；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持续10年，导致43.5万人死亡；两伊战争持续9年，导致64.5万人死亡。而在冷战后爆发的类似超过5年以上的局部战争，比如：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其死亡人数都已经降至1万人以下。战争的残酷程度和破坏烈度，与冷战局部战争想比，都降到了较低水平。
当然，死亡人数的减少并不能掩盖战争仍持续给局部地区人民带来灾难的事实。但是，透过这个数字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战争发生区域已经被压缩在亚洲及非洲一些相对不发达的区域，冷战期间传统的暴力集中地，如东南亚、南亚的克什米尔甚至是剑拔弩张的巴以地区都在冷战前后进入总体和平阶段。
2．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恐怖主义阴云
与局部战争类似，恐怖主义也在长时间内无法占据新闻头条。在二战后的漫长时间内，恐怖主义同样在新兴国家林立的区域迅速传播：南亚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非洲莫桑比克的恐怖活动，甚至还包括西欧的爱尔兰共和军。
如果我们细致分析从冷战到当代的恐怖主义活动，其每年的恐怖袭击同样呈现出下降趋势：猛虎组织已放下武器，爱尔兰共和军也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收敛了暴力活动。截至2010年，根据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的数据分析表明，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的恐怖主义，到本世纪初已经从每十万人中死亡人数0.25下降到每十万人中死亡人数0.05。
当然，以恐怖主义式微为代表的“新和平”确实是极不稳定的。虽然近十年内恐怖主义从总体上已经走向衰落，但是中东地区却在大举复辟。“在过去20年中，伊斯兰国家在全球武装冲突和叛乱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从20％上升到38％。”政教合一的历史传统、荣誉文化的广泛存在使得中东伊斯兰世界已经成为酝酿恐怖主义的温床，更重要的是，由于恐怖主义导致的其他文明对于伊斯兰文明的偏见，在未来还会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3．总结：关于“新和平”
也许，全球局部战争和恐怖主义呈下降趋势，仍旧无法令你信服，而且，你可以继续列举出当代正在发生的各式暴力冲突，进而推演出全球和平正岌岌可危的事实：比如，欧洲的克里米亚危机，会激化美俄这两个核大国的矛盾；叙利亚内战及难民危机，会加深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裂痕；或者，某个中东地区防空洞里正在酝酿形成恐怖计划。你甚至认为，可以用以上这些可能的或未知的因素，来证明关于“新和平”观点的荒谬和无知。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从“长期和平”那里学到的历史教训。“如果我们任凭丰富的想象力来决定我们对可能性的判断力，那可就太愚蠢了。”我们不应该继续用现实的不安定因素，去试图预言未来的暴力威胁，而忽视了人类在冷战后已经走向“新和平”的历史总趋势。看似冰冷的数字和图表告诉我们，在过去20年中，局部战争及恐怖主义都在减少。那种“认为每一次停火都有另一场新战争燃起，每一次和平的间歇都不过是为了下一步爆发累积张力和寻求释放，这种思维模式是完全不顾事实的。”
当人类文明进程走到了21世纪时，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社会力量控制暴力冲突的发生，有效率的国家组织、加速度的全球化进程及实时的大众媒体，已经整合为多维的社会力量，去对抗威胁“新和平”的不安定因素。
尾声 在天使的翅膀上
透过前面六章的讲述，我们跟随斯蒂芬•平克了解了人类近万年暴力发展史的六个阶段。到此为止，也许有人还是无法接受这其中的某些观点。因为就在这一刻，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暴力死神可能就在摄取无辜民众的生命，不论暴力死亡率降了多少个百分点，面对血淋淋的暴力现场，任何科学理论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既然如此，“你现在有什么可以乐观的？”事实上，透过《人性中的善灵天使》一书，斯蒂芬•平克想要传达的最重要的观点就是——暴力的真正源头就来自于每一个人内心的心魔。这个心魔我们可以称其为“自私的基因”、旺盛的荷尔蒙和睾丸素，或者干脆就是我们对于暴力的未知和恐惧。如果我们可以理解并认识这些心魔的面孔和它们运行的机制，那么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在暴力因子还没有造成杀戮悲剧之前就可以化其为无形呢？即使在现在我们还不具备控制暴力冲突的力量，那么保持一个理性乐观的态度去看待每一场暴力杀戮，是不是远比悲观的哀嚎和过度的恐惧更有意义呢？
“回顾暴力的历史，就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暴力的残忍和毁灭所震撼，有时，则是被愤怒、厌恶和无限的悲哀所淹没。”但是，整个人类的发展史，又让我们欣慰地看到，人类几乎一直在拼尽性命地向着有和平曙光的方向逃亡，摆脱毁灭性竞争几乎就是每一代人类发展的重要使命。我们看到了国家组织控制了远古的暴力凶杀；读到了全球商贸推动了人类文明进程；因为大众媒介的崛起，使人性的光辉开始在全人类的心灵中闪耀；国家引入更为科学的数学理论来指导未来发展的政策，让公民们不再为了所谓的“荣誉”去相互厮杀。
通过斯蒂芬•平克的分析与讲述，希望你可以改变对于现实的成见，并对人类的发展有更清晰的认识。
“当我们的行星按照引力的既定法则继续运行的时候，人类也在想方设法降低暴力的死伤数量，让越来越多的同胞能够在和平中生活，在和平中寿终。面对我们生活中的无数忧患，面对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的重重灾难，暴力的下降是一个我们可以仔细品味的成就；它让我们更加珍惜文明和启蒙的力量，因为是它们，让暴力的下降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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