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语】
大流感，即1918至 1919年横扫世界的那次流感大流行，过去估计全球死亡人数约2000万，新的估计数字为5000万至1亿。本书通过多条线索展开论述，纵横交错 地记述了有史以来极具毁灭性的流感故事，以及20世纪科学 与医学发展的历史，组致入微地描写了科学、政治与疾病传播互动的过程，并述及传统医学演化至现代医学的重要里程碑。
【你将获得】
●了解1918年大流感的爆发与传播的全过程
●当年的医疗工作者们如何与疾病抗争？
●一百年前的流感，对今天有哪些借鉴和参考意义？
【作者简介】
[美]约翰●M●巴里(John M. Barry)
美国作家、历史学家，曾任记者和足球教练。常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财富》杂志等撰稿，也经常以特约评论员身份出现在美国各大广播公司的节目中，其著作多次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精彩选段】
1.即便他没做过革命性的科学研究工作，他的一身也是革命性的，他既是角色，又是剧本，他是指挥者、创作者、建设者。他就像在舞台上表演的演员，用整个生命给观众一场具有冲击力的演出，并通过他们影响后世。P.32
2.但是,1918年的流感却没有这种优雅，它连年轻健壮的人也不放过。世界范围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年轻人(这部分人群中最健康最强壮的人)是最有可能死亡的。遇难者正是那些拥有最多生活资本的人一一精力充沛、健康强壮、活力四射、养育着年幼孩子的人。P.247
3.恐惧源于蒙昧，就像在丛林中被未知的猛兽追踪着。所有成功的恐怖电影都是利用了人们对未知事物的恐惧，对我们无法看见、无从知晓的威胁的恐惧以及孤立无 援的恐惧，而在所有的恐怖电影中，一旦怪 兽露出原形，恐惧就凝缩成具体形象，不复存在了。P.486
注:上述页码为句子在实体书中所在的页码。
4.但是为什么会被叫作西班牙流感？因为当时美国英国德国，这些交战国全部都处在战的战争状态当中，所以他们所有的媒体都采取着严格的媒体管制。而西班牙是一个中立国，西班牙的媒体上才会充满着大量的关于流感的讨论。于是大家就把这个流感的名字定义为“西班牙”流感。
————演讲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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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本书是一本史诗级的巨著，叫作《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
它所描述的是1918年到1919年期间，在全球流行的那场大的流感。这场流感据最早的官方统计，造成的死亡人数大概有2100万。但是后来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深入研究，这个死亡人数的数字不断地攀升，上升到了5000万。这是非常严重的一次人类历史上重大的灾难，而也就是这场灾难，使得人类的医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在是公共医学这方面。
首先我们来澄清第一个问题。很多人把1918年的这场大流感称作“西班牙流感”。原因并不是因为这场流感是从西班牙爆发的，而是因为西班牙当年在一战当中是一个中立国。但是为什么会被叫作西班牙流感？因为当时美国、英国、德国，这些交战国全部都处在一战的战争状态当中。所以他们所有的媒体都采取着严格的媒体管制，在报纸上几乎看不到关于流感的讨论，而西班牙是一个中立国。所以当1918年5月份的时候，流感在西班牙爆发的时候，西班牙的媒体上才会充满着大量的关于流感的讨论，于是大家就把这个流感的名字定为“西班牙流感”。
在人类的医学历史上，在早期是会用这个疾病的发源地作为一个疾病的名称的命名。但是后来人们慢慢发现，我们通过看一个疾病从哪儿爆发，很难真的确定这个病毒就是从这个地方发源的。因为所有病毒的发源，都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所以不能够简单地用一个地区的名字来命名一个疾病。
因为医学专家认为，所有的这些流行性疾病都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不能够用一个区域的名字来命名一场大的疾病。所以我们今天不再把它叫作“西班牙流感”，而把它叫作1918年的大流感。
这场流感有多么严重，我们先概述一下。作者说，没有人能够知道真正的死亡人数，但如果估计是对的话，那么流感病毒就导致了当时8%~10%的青年人丧命。注意不是患病的8%~10%，而是所有人口当中的青年人8%~10%的死亡，为什么？因为那一次的流感所有的年轻人，首当其冲地成为受害者。它在年轻人身上所反映出来的症状，要比在中老年人身上剧烈得多，说“他们死得又快又惨烈，尽管大流感持续了两年多，但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在24周之内就死去了。这些死者中，又有一大半是在更短的时间，也就是1918年9月中旬到12月上旬期间死亡的。大流感在一年内杀死的人，比中世纪黑死病在一个世纪内杀死的人还多。”
我在读完了这么厚的一本书之后，最大的感触就是这里边有特别多的前车之鉴值得我们学习。一场大的流感对于人类是一次重要的挑战和洗礼，我们也希望经过我们这一次全球性的疫情之后，人类能够取得进一步长足的进步。
首先我们从医学的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个流感的地位。大家知道在1918年，或者说在19世纪末期那个时候，美国医学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之中？这个让我真的是非常意外，就是只需要交学费就能够上学。而且最让这个医学院丧失地位的一件事就是，医学院的所有教授的收入完全来自于学生的学费。也就是说你无论招多少学生，学生交的学费就给教授发了工资了。
这个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人类历史上从希波克拉底开始，医生的这个希波克拉底宣言就出来了。但是从希波克拉底以后的大概1000多年当中，一旦你的这个身体出现了问题，那好，放血。放多少呢？华盛顿在死亡的时候，就是因为放血疗法死亡，放一盆。然后医生经常讲的话是说，病已经治好了，但是他已经死了。医生认为，患者要跟疾病作斗争，你必须拿出勇气。
包括英国国王在晚年生病以后，就是牛顿当时的那个英国国王查理二世，也是用烙铁烙他，然后给他放血。
所以在1900年之前，医学在美国是没有地位的。这里边有一个最有意思的事就是，著名的哈佛大学的校长艾略特，去看了一下他们医学院的学生怎么上课，看完了以后吓坏了。艾略特说：这样的人如果跑到社会上将来去给别人治病，我是绝对不敢让他们治病的。
所以艾略特提出了一个相当不过分的要求，就说我们哈佛医学院的学生毕业的时候来一个考试，再让他们毕业，行不行？受到了大批教授的反对，原因是很多教授说，你怎么能让他考试呢？考试肯定过不了。他考试过不了，他就不会来报咱们这个医学院，那我们就失业了，我们就没有收入。美国的医学院当中，没有显微镜，没有解剖课，甚至没有跟病人接触的机会。这就是当时美国的医学状况，你想如果以这样的状况来应对1918年的大流感，那死亡的人数就会更加可怕。
但是19世纪50年代的时候，法国人和德国人在医学上取得了非常长足的进步。这里边有两个划时代意义的人物，法国的叫作巴斯德，德国的叫作科赫。他们两个人发现，病人得病大部分是来自于病菌。他们从病人的组织当中分离出了病菌，所以把人类带入到了一个细胞病理学的时代。
但是你知道，当我们把人类带入到细胞病理学的时代以后，我们发现说，需要用显微镜来看人的组织去寻找那些病原体以后，反倒进入了一种新的医学虚无主义。很多人认为说，反正没办法，因为你过去的那个医疗的方法我还挺信的，但是自从有了这个细胞病理学之后，我发现那玩意不可靠；但是细胞病理学又没有更多治疗的方法，没有更多的手段，所以大家对于医学更加不相信。很多有钱人都采取顺势疗法，就是有病忍着，让它发出来，让它发烧等等就行了，没有人重视医学的研究。
这个时候，德国和法国是遥遥领先于美国的。在德国，人们已经养成了习惯用显微镜来解决问题，并且逐渐地在欧洲大陆上人们开始种牛痘。
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人物，这个人叫作韦尔奇。韦尔奇在这本书中是从头带到尾的一个人物。
韦尔奇是什么人呢？他是1850年出生的一个美国人。然后在耶鲁大学学了化学专业，1876年的时候他到德国留学，去学习医学。因为他觉得美国根本没有给他提供任何医学的学习空间。
韦尔奇的爸爸就是一个医生，但是韦尔奇看他的爸爸给别人看病，觉得太不靠谱了，所以他决定去德国留学。然后1884年回国，担任了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院的院长。
霍普金斯大学是1876年的时候成立的，这个学校的成立在医学史上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因为约翰·霍普金斯留下他的这一大笔遗产，成立了这么一个霍普金斯大学的目的，是做一个真正的研究型的大学。它不是以赚钱、不是以招收大量的学生为目的，而是以进行高精尖的科学研究为目的。
等到韦尔奇从德国回来了以后，担任了霍普金斯这个医学院的院长。这个人一生未婚，一辈子没有结过婚，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人缘特别好，善于处理各种各样复杂的问题。他在德国留学，能够跟德国人、法国人交朋友。然后回到国内，能够把一大堆的年轻的学者团结在自己的身边，所以他在美国的历史上是一个教父级的人物。虽然他在科学上并不是最顶级的科学家，但是他懂得专业，并且他知道怎么样去让这些顶级的科学家发挥作用。所以在后来，1918年大流感发生的时候，所有冲在一线的这些医生和生物学家，几乎都是韦尔奇培养出来的学生。
在1901年的时候，大富翁洛克菲勒的外孙死于猩红热。洛克菲勒发现，传统的这些顺势疗法，对于他的外孙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他决定捐出一大笔钱，说我们能不能够成立一个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
这个作者讲说，这将改变一切。
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在人类医学的研究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找到韦尔奇，希望韦尔奇能够担任医学研究所的所长。后来韦尔奇没有担任所长，但是同意出任了他的学术委员会主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前面我们讲到科赫和巴斯德的时候，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历史公案，我觉得能够显示出来科学家之间的这种友谊。
实际上巴斯德和科赫之间是非常强烈的竞争关系。关系也不好，一个代表法国，一个代表德国。结果后来有一次在埃及发生了霍乱，两边都派人去到那个霍乱的现场做研究。科赫亲自去了，巴斯德的研究所派去了一个叫作特威利尔的科学家。结果特威利尔失败了，并且在埃及染上了霍乱死亡。
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这两方阵营（从前）是宿敌——但是科赫就陪伴着特威利尔的棺材回到了法国，他亲自为特威利尔扶棺，然后参加了他的葬礼。之后，他又再一次回到埃及来到这个霍乱的前线，并且成功地分离出了霍乱杆菌。
这让我非常感动。在科学面前，在面对人类巨大的挑战的时候，就算存在竞争关系，也要放下一切，共同来面对自然的挑战。
在1908年的时候，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国际肺结核大会在华盛顿举行。这个事件标志着什么呢？就是美国已经迎头赶上来了，美国从1900年初的那种落后的状态，随着韦尔奇，随着洛克菲勒这些人不断地加入，慢慢地产生了一大批科学家。所以他们非常快地在一二十年的时间里边，赶上了德国和法国的水平。
接下来我们来看流感的爆发。最早的病例发生在堪萨斯州的哈斯克尔县，哈斯克尔县就是一个西部的小乡镇。这个小镇上的医生叫作迈纳，在1918年1月到2月初的时候，迈纳发现他的病人突然之间多了起来，并且有死亡的案例。虽然这个死亡率并不高，和后来的死亡率比起来只能算作是一个零头，但是它依然让迈纳觉得非常紧张，因为病人死得非常快，很痛苦。
在三月份的时候，这个病毒突然又消失了——它一二月份肆虐了一段时间，忙了一段时间，三月份消失了。但是迈纳依然上报了这个病例，并且把它刊登在了《公共卫生报告》上。这就是人类在探索1918年的这个流感起源的时候最早的病例的记录，就是在这个哈斯克尔县。
接着在三到四月份的时候，弗斯顿军营的一个炊事兵染上了重度的流感。然后接下来在三周之内，有1100人病重，38人死亡，原因是什么呢？冬天特别冷，这些士兵就聚集在一起，然后再加上由于是战时的大量征兵，所以床位根本就不够。晚上的时候，所有的士兵都围在火堆周边一块儿烤火，所以造成了大量流行病发生的基础。
所以基本上是由于拥挤、由于寒冷，同时由于兵营的大量调动——就是兵营是要调动的，你从这个兵营要去那个兵营，甚至要坐上船到欧洲大陆。所以这时候这些病菌，就随着这些年轻的士兵在不断地传播。
一战是发生在1914年的时候的，到1918年的时候，已经有大概500万年轻人丧生了。美国的总统威尔逊在一开始是不参战的，很多美国人不断地给这个威尔逊施加压力，威尔逊就不愿意参战。结果到1917年4月2号的时候，威尔逊宣布美国参战。
威尔逊这个人很奇怪，他不参战的时候不参战，但他一旦参战以后，他是一个非常决绝的人。威尔逊说，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武器，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战士，我们需要的是把一个国家变成一件武器。
他所用的手段是什么呢？比如说首先一上来，就进行了大量的言论控制。如果你诋毁美国的战争行为，散布不利于美国战争的这些言论，最高可能能够判到20年以上的监禁。所以当时当大量的流行病爆发，当大量的流感爆发的时候，人们因为担心影响战局，没有人敢于讨论这件事情。
这就是整个美国当时的舆论环境，当时倡导的是100%美国主义，发行了大量的战争国债，大量地征兵，征兵的年龄段不断地扩张，最后几乎是所有的男人，都是在征兵的这个对象之内。像韦尔奇他们这样的这些医生，这些教授都参军了。尽管韦尔奇年龄早就超了，但是他作为医学专家参军，带着他的这些学生们一块儿成为军医。
那个时候有大量的士兵是白白送死的，因为你根本没有机会上战场就死了。疾病杀死的士兵比战场上死亡的士兵多得多。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美国的内战当中，有一人因战而亡，就有两人患病而死，就是一比二。即使在科学家接受了病菌学说以及现代公共卫生措施之后，死于疾病的士兵仍旧多于阵亡士兵。在英国和南非白人殖民之间发起的布尔战争中，每有一名士兵阵亡，就有十名士兵死于疾病；在1898年西班牙—美国的战争当中，每有一个美国士兵因战斗伤亡，就有六个病故，差不多都是死于伤寒。也就是说传染病，对于这些年轻人的杀伤力要远远大于子弹。
当时担任美国军医署长的人叫作戈加斯，戈加斯上任的时候的目标，就是我要让这一次死于疾病的士兵少于死于战争的士兵。这是他自己定下来的一个目标，很可惜这个目标没有实现。
整个流感的传播路径，我们可以看一个粗略的传播路径。因为它太复杂，它最后传播到了全世界。最粗略的传播路径，就是从哈斯克尔爆发，因为哈斯克尔也有很多年轻人被征兵，其中有很多人去了福斯顿兵营。然后从福斯顿兵营开始不断地调配，调配到其它的兵营，再从其它的兵营开始到欧洲，然后通过船只，最后到孟买、到上海。
在1918年5月份的时候，流感在西班牙爆发。在西班牙爆发的时候，疾病已经变得非常恶性。一开始叫三日热，就这个病看起来没那么厉害，大家发烧、咳嗽，然后三天很多人就好过来了，死亡率并没有那么高。但是这个病毒不断地变异。大家知道病毒的变异，有一种可能是变得越来越弱。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是这个病毒变得越来越强悍。这个1918年的病毒，就变得越来越强悍。
所以在西班牙爆发的时候，死亡率已经变得非常高了，是一种爆发性的肺炎，肺部充血。然后在24小时到48小时之内，就致命了，只有两天的时间。患者最后的症状是严重缺氧，爆发叫作发绀症的症状，就是整个脸呈为蓝紫色。大家知道我们体内有动脉和静脉，动脉血因为是带氧的。所以动脉血是鲜红色的。但是我们的静脉你拿出来一看，都是青色的。
原因就是静脉含氧量低，所以它是青色的。因此到这个疾病后期的时候，为什么所有的人脸都变青紫色呢？缺氧了，肺部完全不工作了。所以最后有很多医生描述说，我根本分不清这个人是一个黑人还是个白人。就当这个患者到了晚期的时候，黑人白人看不出来，因为他全部是蓝紫色。
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就说，这就是黑死病，这就是欧洲当年的黑死病，大家恐慌得要命，但实际上它真的不是黑死病。所以西班牙的媒体大量地讨论关于这个流感的问题，结果被定名为西班牙流感。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爆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阵地，在波士顿的德文斯军营。这一段我们可以作为一个个案来了解一下。
德文斯唯一的弊病是其最大设计容量只有36000人。9月6日德文斯的士兵数量，已经超过了45000人，不过可以容纳1200人的军营医院，目前只有84名病人入住。你看，从一开始看起来说，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我们虽然知道可能有流感，但是我们这儿有一千多张床位，我们只有84个人住院，没关系的。
在9月1日的时候，德文斯又有4名士兵被诊断为肺炎并入院治疗。接下来的6天内又确诊了22个新的肺炎病例。9月7日，一位来自第42步兵团D连的士兵被送进医院。他已经神志不清，连轻微的触碰也会令他痛得失声尖叫，医生诊断他得了脑膜炎。第二天该连的十几名士兵被送进医院，并都被怀疑患有脑膜炎。
简而言之，就是流感如爆炸般地出现了。只一天时间，德文斯军营里边1543名士兵患上了流感。9月22日，整个军营19.6%的人都上了患者名单，名单中几乎75%的人住进了医院。接着肺炎和死亡接踵而来，9月24日一天，有342人被确诊患上肺炎，德文斯平时有25位医生，现在随着军方和平民医护人员不断涌入军营，有250名医生投入治疗。医生、护士、勤务兵，每天凌晨5:30开始工作，持续到晚上9:30才能睡觉，日复一日。
到了9月26日，医疗人员已经不堪重负，许多医生和护士被感染甚至死亡，因此他们决定，无论病人病情有多严重，他们不再接纳更多病人。入院两个小时以后，这些士兵的这个颧骨上开始出现褐红色的斑点，几个小时以后病人显著出现发绀现象。症状从他们的耳朵，一直扩展到整个面部，以至于分不清到底是白人还是黑人。
后来平均每天有100人死去。在德文斯为了运送尸体，而开设了专列。有一阵子棺材供不应求，尸体就像小山般堆在一起，那个场景比法国战场上尸横遍野，还要触目惊心。
这时候韦尔奇带着他的团队就来到了德文斯兵营，他们要考察这个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即使是韦尔奇和他们的同事们看到这幅场景，也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更令人胆寒的是，看到尸体被胡乱地丢在停尸房周围的走廊上。他们参与了解剖，去看那个解剖的肺部的取样等等。韦尔奇说，这一定是某种新型的传染病或者瘟疫。
大家注意韦尔奇这时候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他走出解剖室打了三个电话，这三个电话分别打给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
波士顿的电话是打给哈佛的教授，波士顿最大的布里格姆医院的首席病理学家沃尔巴克，他要求沃尔巴克来参与解剖。然后他从纽约的洛克菲勒研究所，招来了埃弗里，这个埃弗里我们在后边会讲到他在人类的医学历史上做出了多大的贡献。然后第三个电话打给了华盛顿的理查德，他在戈加斯上前线时代理军医署长一职，也就是打给了当时军医署长的这个岗位。
理查德后来在一份报告当中讲，德文斯军营的遭遇，很有可能会在其他军营当中重演，这些军营无一例外地人口密集，他们的这种情况会增加接触感染的机会，增强疾病的毒性，提高死亡率，预期它可能会向西部扩散，并席卷它所经过的军事基地。他敦促，彻底停止军营间的人员调动，除非有最紧急的军事需要。
但这个没有用。因为当时是在战时，所有的东西只要和战争发生了触碰，全部都靠边站。美国的总统威尔逊从来没有针对流感这件事情，发表过一次演讲。就是他没有认为流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他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调动部队、作战这件事情上，这是波士顿的德文斯军营。
然后有300多个水兵，坐着船来到了费城。在这些水兵当中，有一些人传染给了平民。然后开始在平民当中爆发，当时很多护士已经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死去了的那些人，需要在脚上套一个脚牌去送去火化，而她们已经开始给那些还没有死的人套脚牌，就是知道这些人肯定会死，所以就预先把脚牌都套好。
在9月28号的时候，费城有一场战争公债大游行，是预先计划好的。因为国家没有钱，要募集公债，搞一个大游行造势。当时有医生反对，说不能够再搞这样的大游行，因为疾病已经来了，爆发了。
但是，在混乱当中，这场大游行如期举行。
9月28日的大游行，整个人群绵延三公里，几十万人走上了大街。这场疾病的潜伏期大概是一到三天，所以在三天以后，费城整个大爆发。费城的大爆发是非常惨烈的，十天之内，成千上万的人患病，每天有几百人死亡。
这里边有一段，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费城的街头也贴了很多海报，有的是很过激的语言，说吐痰等于死亡这样的口号。但是死亡依然来临了。
1918年在门上挂一块绸布，暗示家里有人去世已经约定俗成，费城到处都是绸布。有一个安娜·米拉尼回忆说，如果死者是年轻人便挂白绸，如果是中年人就挂黑绸，如果是老人就挂灰色绸布。那时候我们还是孩子，我们盯着门看，原先挂着绸布的是不是挂上了新的，原先没挂的，是不是开始挂起绸布。费城几乎家家户户门上，都会挂着这样的绸布。有的家里边一家人都死了，没有足够的棺材，就有很多人把这些死去的人和棺材就放在他们的家里边，也没有人去处理，因为死亡来得实在是太猛烈了。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军营，在伊利诺伊。伊利诺伊的格兰特军营的指挥官叫作夏加多恩上校，夏加多恩上校是一个非常热爱他的士兵的一个上校，他的一生当中，都是跟这些年轻的士兵在打交道。
他也做了很多的努力，试图控制疾病在他们军营的爆发。比如说他通知说，晚上不要围着火炉烤火，但这个做不到。因为很冷，又没有足够的军需物资。所以这些年轻人只能围在火炉边烤火。
格兰特军营有第一个士兵死亡的那一天，有一支3108人的队伍正从那里乘火车出发，前往佐治亚州汉考克军营。这个命令就是夏加多恩上校签署的，因为军事需要，所以调动了三千多个人坐着这个闷罐子车过去。
乘火车离开格兰特军营的人，在车厢内挤作一团，几乎没法挪动。火车横跨美国，缓缓移动了近1600公里，这些人就像夹在大三明治当中，一般层层叠叠压在一起。开始可能还挺兴奋——因为调遣本身就会让人激动，之后就慢慢觉得沉闷了，度日如年。
这段旅途变成待在一个约高两米，宽三米，沉闷、逼仄的世界里。烟味和汗味四处弥漫，每节车厢里都有数百人，比任何营房都更为拥挤，而且也更不通风。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少坐这种闷罐子车，我小时候只坐过一次，印象深刻，就是货车。上面只有那么几个格子的通风口，然后里面站满了人，大家互相挤。
接下来有人猛咳起来，有人则开始不断冒汗，还有人突然间鼻子流血不止。而另一些人，要么因突发高烧、神志不清而病倒，要么就是鼻子耳朵开始往外冒血，整辆火车充斥着恐慌。火车停站加油补水的时候，士兵们争先恐后涌出车厢，伺机逃跑，和工人平民混作一团。之后，又在军官的命令下不情愿地回到车厢内，回到那个行驶着的棺材之中。
火车抵达目的地的时候，700多号人，将近车上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被直接送进了医院，接下来又有几百人被送进去。3108名士兵中，有2000人因流感入院，其中143人死亡，死亡率已经逼近甚至超出了全车人数的百分之十。格兰特军营后来不断地有人死亡，也许这让夏加多恩想起了早先他批准的，准许过度拥挤的命令，也许那时他已经知道，有上百个年轻人，死在了开往佐治亚州的火车上。这和上述命令一样，也是经他批准的，因为军事需要。
死者中孩子要多于成人，这是些18到21岁正值青春年少，脸上还带着微笑的男孩子。夏加多恩这个单身汉，把军营当作自己的家，士兵就是他的亲人，他的生活就是被这些年轻人所包围。10月8号这一天，夏加多恩觉得压力变得越来越大。他让他的卫兵都离开他的那个办公楼。过了半个小时以后，人们听到办公楼里传来了一声枪响，他自杀了。就是他看到自己手下的年轻人，一批一批这样毫无意义地死去，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为这件事自杀身亡了。
在费城大爆发了以后，开始调集全国各地的医生，来支援费城，当时的医学手段，找不到任何方法能够对治这个流感，没有任何有效的方法。人们在不断地尝试各式各样的血清，人们在不断地尝试各种各样的疫苗。因为那个时候有巴斯德，有科赫他们这些前辈，已经有了血清，已经有了疫苗这样的治疗方法。但是对于这场大流感的病原体到底是什么，大家都没有搞清楚。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灵丹妙药，但是真正有效的几乎没有。
这时候战争显示出了和平的曙光，就是在1918年8月份的时候，德国、奥地利、保加利亚，当时的盟国，他们说我们谈判吧，我们愿意接受谈判。但是威尔逊拒绝，威尔逊要求取得一场彻底的胜利，还在美国国内不断地征兵。
在9月26号的时候，当时的克劳德司令取消了一批大概14万2千人的征兵，这件事情挽救了这么多人的生命。虽然他和当时的战争政策是相悖的，但是依然有大量的运兵船，源源不断地把美国人送到欧洲的大陆本土。这些运兵船，基本上天天都在举行葬礼，每天都在船上举行海葬。整个过程当中，威尔逊对于流感没有过表示，没有做过讲话。
与此同时，科学家们在拼命地赛跑。这个时候韦尔奇近70岁了，韦尔奇有一天感觉到自己发烧了，他得上了这个大流感，他就一个人回到公寓里边，买了点吃的，自己封闭起来，躺了近两个礼拜，好了。他还把自己的这个心得，还记录下来，告诉年轻人说，你们就用这样的方法。
然后科赫的学生——因为这个时候登场的，已经是前一辈的那些人学生了——科赫的学生菲佛，从病患的组织内，提炼出了流感嗜血杆菌。后来这个流感嗜血杆菌就被命名成菲佛氏杆菌。他认为我找到了病原体，说这个就是导致这场大流感的病原体。
但是其他大量的医生找不到，经常从人体组织当中，找不到这样的菲佛氏杆菌。因为菲佛的名气太大，大家不敢质疑他，很多人怀疑说，是不是我的瓶子洗得不够干净？因为你知道那个试管的瓶子，只要洗得不干净，就会影响到整个实验的结果。有人去问一个当时非常著名的美国的生物学家，说你每天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他说洗瓶子，就是洗那个试管。这个东西不能够交给普通的实习生来干，要这个科学家亲自来洗。也有人偶尔能够找到嗜血杆菌，有人找不到，这是一条研究的脉络。
巴斯德的学生鲁，这是法国的那一派，也在不断地研究。英国有一个阿姆洛斯·赖特，他的实验室当中也在不断地研究这个大流感。在阿姆洛斯·赖特的实验室当中，有一个后来很有名的年轻人，叫弗莱明。大家知道他就是通过研究流感嗜血杆菌后来发现了青霉素。同时在美国本土，就是洛克菲勒研究所在大量地研究。
当时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医生和科研工作者，都在面对这个问题。那么到底是流感嗜血杆菌，还是肺炎球菌，还是溶血性链球菌，当时没有任何的定论，病原体到底是什么不清楚。
然后抗血清的疫苗，到底应该用什么东西来做，没有方法。所以当时很多医生，已经开始用人体直接做实验，就是不用经过前面那么多复杂的工序，在人身上试吧，因为大家觉得太危急了，这是医生这条线。这本书里边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内容，都是在讲医生和科研工作者是怎么样去进行研究的，这部分我们没有详细讲，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读一下。
接下来，我们迎来了这个疾病的大崩溃。纽约、费城、洛杉矶、亚特兰大，一个一个的大城市开始沦陷。报纸上充满着谎言——在当时因为是战争环境，所有的报纸上都是报喜不报忧。
派克军营到小石城寻找医生、护士、亚麻布和棺材，但是当时的《阿肯色公报》还以大字标题宣称，西班牙流感就是普通的流行性感冒，一样出现常见的发热和寒战，告诉大家不要害怕。另一位委员会的成员，一名医生说，如果人们心态端正，他们就绝不会被感染，我相信许多人染上此病，都是因为害怕。恐惧是首当其冲要克服的困难，这是战胜流感的第一步。
纽约布朗克斯维尔区的《综合通讯报》，对流感只字未提，并且警告说，恐惧比疾病还要致命，最先遭殃的是软弱者和胆小鬼。所有的媒体报纸告诉大家说，你要勇敢，你不要害怕，只要你不胆怯，疾病就不会找到你恐惧就是敌人。是的，恐惧，就是在哪个地方报纸告诉大家要勇敢，这个地方的人就开始害怕。
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的谎言，很多的杀戮。杀戮都有，就是因为有谣言，谣言就带来恐慌。比如说有人在美国散布谣言，说这个大流感，就是德国人在投毒，德国人在用生化武器攻击了美国本土。所以有一个人从费城到阿拉巴马去出差，结果被当地人认为，他是投毒的间谍。生活得最惨的是那些德国人，就是移民到美国的德国人，他们普遍地被视为这是敌人的人。市场上充满着大量的特效药和疫苗，各式各样的治疗方法，但是几乎都没有效果，疫苗也没有效果，因为都是仓促之间，甚至有很多是滥竽充数出来的东西。
然后接下来在全世界产生大爆发，最惨烈的地方是那些不发达的国家，因为他们的医疗条件更糟糕，仅在印度大陆就死亡了2000多万人。
到十一月下旬，除了少数几个地方外，病毒已经一路扫遍了整个世界。第二波浪潮结束时，全世界都已经精疲力尽，人类就要变成猎手了，就是人类需要去找那个病毒，然后病毒这时候再次突变，它变得和以前截然不同。在第二波浪潮中病倒的人，应该对病毒的发作有相当的免疫力，就如同第一波病毒击倒的人在第二波流感来袭时，比其他人抵抗力更强一样。但是这次病毒变异得太厉害。也就是说第二波得过流感的人，在第三波病毒来袭的时候，依然会得。这是当时流感病毒变异的过程。
同样，这个流感也袭击了巴黎和会。因为大家知道，1918年11月11号的时候停火协议签定，就是一战结束了。直到今天11月11号，都是欧洲大陆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日。巴黎和会最重要的四个国家，叫四巨头，就是我们说，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这里边法国人是克列孟梭，这是一个非常强硬的战争派。美国人就是威尔逊总统，这个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特别奇怪，因为他患上了流感。这个流感不仅仅感染肺部，流感对于大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就是流感会导致大脑受损，大脑受损之后，这个人行为会出现异样，会出现很多很怪异的表现，有点像精神病一样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症状，甚至会导致沮丧，抑郁和自杀。
威尔逊总统在一开始是一个保德派，他认为说我们虽然打败了德国，但是我们需要让德国体面地退出，我们要给他留有一线生机，这样的话欧洲大陆才能够有长期持续的和平。你不能给它逼急了，把它逼急了这个仗还得打。所以他是一个坚定的保德派，但是跟克列孟梭就产生了大量的矛盾。
这时候一直在谈判，一直在僵持。但是后来，突然之间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折，威尔逊总统的首席礼宾官，欧文·胡佛回想起威尔逊的几次突发奇想，包括他臆想自己家中满是法国间谍，无论我们说什么，都不能打消扎根在他思想中的这个念头。差不多也是这一次，他还有了另一个古怪的幻想：他所住的这个装修过的地方，所有的财物都归他所有。这些离奇的事情，都出自我们曾非常了解的总统，我们只能猜测他的精神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
有一件事情确凿无误，病了那么一段时间后，他已经不是先前的他了。就是威尔逊总统突然之间换了一个人。然后出乎意料地，在没有事先知会其他美国人或者进行商榷的情况下，威尔逊突然放弃了他之前恪守的原则，对于克列孟梭想要的所有重要的东西，他都妥协了，而几乎所有的这些，都是他事前所反对的。
就总之这一次的巴黎和会之后，受伤最重的国家就是德国。包括威尔逊总统自己本人在内，表示说这样的条款，我如果是德国人我是不会签的。但是因为当时这个德国是战败国，已经坚持不了了，德国签订了这个协议。签订了协议之后，威尔逊总统的团队当中，有四五个高官直接辞职，不干了。就是我们不能够跟这么不靠谱的总统一块儿来共事，并且大家撂出一个话来，说欧洲一定会重燃战火。
我们很多局外人，或者我们很多后来的人看到说，欧洲刚打过一场第一次世界大战，怎么会过了不多久又打第二次世界大战？原因很简单，在巴黎和会上，就已经确定了会有一场大战，所以导致后来二战的再次爆发。
所以这个病毒，不仅仅侵害了普通人，病毒也侵害了这些高官，在病毒面前所有人是平等的，然后进而会影响到整个历史的进程。
最后我们来概括一下整个全球的死亡人数。我们今天无法估算有多少死亡是由谎言造成的，也无从知晓有多少年轻人，是因为军方拒绝听从他们的军医署长的建议而白白送命的。要想准确地说出死亡人数，也是不可能的。统计数字只是估计而已，我们所能说的，只是总数实在令人震惊。
首次尝试对死亡人数进行统计是1927年，一项由美国医学会资助的研究估计当时死亡有2100万人，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数字说2100万，就是来自这次调查。但是从1927年以来，每一次对死亡人数进行修改时，数字都是只增不减。美国的死亡人数最初被定为55万，现在流行病学专家已经将其调整为67.5万。当时美国的人口为1.05亿，2004年美国的人口超过2.91亿，20世纪4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伯内特估计死亡人数在5000万到1亿之间。
假设1918年世界总人口为18亿，那么估计的上限就意味着在两年的时间内绝大多数死亡，发生在1918年秋天。那恐怖的12周内，全世界有超过5%的人死亡，不是5%的人患病，而是5%的人死亡。这场疾病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摁下了一个暂停键，也摁下了很多的快进键。有些事情暂停，有些事情就一定会快进。
首先它带来了战争的结束。接下来，它让人们对医学开始重视和谦卑。就是在人们发现了疫苗以后，人们有一段时间是很自大的，觉得疾病可以攻克了，因为疫苗都发现了。然后从那时候人们发现说，哇，原来医学对于治病还差得很远。那个时候人没有想到，100年以后人类依然会面对这样大的疫情的挑战。
1918年的大流感，还直接促成了医学的学术交流。全世界的医学家，不管站在哪一个阵营，都要定期地交流，不能够把你研究的医学成果当作一个私人财产保存起来，希望它能够给自己带来奖赏，而是尽快地告知大家，让所有人知道最新的医学研究，同时带来了流行病学的建立，然后实验使科学得到了大量的突破。
但是有关疾病的几乎所有其他问题，依然未得到解决。甚至疾病病菌学说和其他病因学说相互影响，也还在争论之中，在实验室中迷雾依然浓厚，病原体还是未知。就是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科学家在不断地寻找病原体。但是最后病原体依然是未知的，但人类依然取得了很多的进步。
1928年的时候，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这个在人类的医学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进步。但是你知道弗莱明并没有把青霉素当作药。真正把青霉素当作药的是另外两位科学家，就是弗莱明从来没有把盘尼西林看作是一种抗生素。10年以后，弗洛里和钱恩他们有此等眼光。在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下，他们将弗莱明的发现转化为一个灵丹妙药。盘尼西林十分稀有却又如此有效，以至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要从患者的尿液当中重新回收它，使它能再次被利用。1945年弗洛里、钱恩、弗莱明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
在1943年的时候，埃弗里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进步，你想想看从1918年，被大流感冲击开始做研究，一直研究到1943年才做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研究的结果。1943年11月，埃弗里还有他的两个合作伙伴，向《实验医学杂志》递交了一篇文章，题为《导致肺炎球菌类型转化物质的化学性质研究：由肺炎球菌Ⅲ型分离出的脱氧核糖核酸片断的诱导转化》，这题目都看不懂。这份杂志就是由当年的韦尔奇创刊的，然后1944年2月，发表在这个杂志上。
埃弗里发现，将不具荚膜的肺炎球菌转化为具有荚膜的肺炎球菌的物质，就是DNA，在埃弗里发现和证明DNA携带遗传密码之前，诺贝尔委员会因为他一生对免疫化学知识所做的贡献，慎重地考虑过授予他诺贝尔奖。但是没过多久，他这个革命性的论文面世了，论文非但没能保他得到诺贝尔奖，反而令诺贝尔委员会认为，论文太具革命性、太令人震撼，而不愿涉险颁奖认可他的发现，除非等到其他人证实它们。
就是因为这个人做出了过大的贡献，所以没有得到诺贝尔奖。然后沃森，我们知道就是他和那个克里克，发现了那个双螺旋结构，沃森在他的经典之作《双螺旋》当中写到：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基因是蛋白质分子的特殊类型，直到埃弗里说明，遗传性状可以通过纯化的DNA分子，从一个细菌传递到下一个。埃弗里的实验有力地表明，将来的实验会证明，所有基因都由DNA组成。
那你知道这个研究有多重要，就是有一个专家评论说，DNA的黑暗时代在1944年终结于埃弗里之手。梅达沃称这项工作为，20世纪最有趣和最具预见性的生物学实验。就是真正做出这个突破性研究，毕生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耗费心力，给人类揭示了DNA秘密的这个人，没有得到诺贝尔奖。但是因他受惠的那些学生，年轻人，都成为了这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所以整部这个书读下来，你会感叹人类顽强的生存能力，你会赞叹科学家的探索精神，你会知道人类的人性光芒，在这个疾病来临的时候，会得到怎样的激发。而我们也会知道，在自然面前我们人类依然是相当柔弱和渺小，我们需要集中更多的力量，去信任科学，去推动科学。
作者在整本书的最后的结语，我觉得特别适合在我们今天重新回味一下。他说1918年大流感的，最后一条教训，即正途就是不歪曲真相，不文过饰非，也不试图操纵任何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打破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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