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语】
弩如何帮助秦统一六国？铁路技术如何帮助德国统一？人工智能将怎样影响我们的命运？
我们总是强调精神文明的伟大，却常常忽视技术变革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本书从技术的角度观察人类文明的发展，剖析技术曾如何改变世界历史，又将如何影响我们的未来。
【你将获得】
• 了解鲜为人知的世界历史趣事
• 从技术的角度，观察人类文明演进
• 找到提升竞争力的方法，避免被技术淘汰
【作者简介】
☉ 张笑宇
毕业于北京大学
后赴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攻读博士
著有《重建大陆》等作品
【精彩选段】
1.技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人类这一物种的生物属性，但反过来人类也可以赋予技术以灵魂。P.06
2.人与机器的关系，关键不在于机器会变得怎样，而在于人会变得怎样，以及人类在多大程度上还相信并努力实现自由、平等、尊严——这些世代以来被我们奉为“好的生活标准”的普遍价值。P.357
3.人类的未来会走向什么样的方向，答案就在于我们每个人。P.466
【思维导图】
【演讲实录】
读完本文约需35分钟
樊登：最近有一本书让我特别惊喜。它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者写的，叫作《技术与文明》，作者是张笑宇。今天我们把张笑宇请到了我们演播室的现场。欢迎你，笑宇。
张笑宇：谢谢樊老师。
樊登：这个新书已经出来了，做得真好看。张笑宇可能是做客我们作者光临的所有作者当中最年轻的一个。很少见这么年轻的一个学者，能够从技术的角度，看到人类历史的一次一次进步和技术之间的关联。是什么让你关注技术和文明之间的关系呢？
张笑宇：这个事说起来还真挺有意思，因为它跟我自己的求学经历和个人兴趣都有关系。在德国读博士期间，我们当时都是中国留学生，大家都喜欢聚在一块儿。大家就说，干脆组织一个读书会，介绍一下各自领域里的前沿研究。那个时候，读书会里的人来自五花八门的专业：做病毒的、做基因的、做脑机接口的、做人工智能的……那个时候的各种黑科技，我们都已经在那个小小的读书会里面讨论了。
那么在讨论这些东西的过程中，我们就发现，人文社会学科到了一个必须回应这些最先进技术的地步了。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影响了我们对人、对社会的定义。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些思考，还有我们真正面对的问题。
樊登：您这个书里最吸引我的部分是开篇第一章，因为我就是“秦国人”（西安人）。你说秦国能够统一六国，最重要的原因是弓弩？
张笑宇：弩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我不敢说它是最重要的原因。这里的机制我要解释一下，我把它解释为“扳机效应”。比如说，你当年枪杀了希特勒，这个事引发了很大的反响，那么如果你没有手枪，或者说没有允许你能够杀死他的技术，这事就不会发生。弩就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
樊登：为什么弩这么重要？弩和弓比起来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张笑宇：其实大部分人不做武器研究就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对弩的印象，有诸葛连弩，这个大家都知道，觉得它射速很快。但射速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弩相对弓的优点，因为诸葛连弩的杀伤力非常小，所以，它其实不适合在战场上使用。
樊登：它射的距离近。
张笑宇：对，按照古籍说是五十步。其实弩作为一个武器好像没那么好用，射程没有特别远，杀伤力跟弓箭也差不太多，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用起来麻烦：弓拉开就能射了，而弩要扳起来才能射。
但是弩跟弓相比，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需要力量训练。其实拉弓需要的核心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古代那些拉弓射箭的士兵都非常健壮。但是弩是用机械的力量把弦上上去，然后用扳机来发射的。
樊登：就像你书中描述说，吕布最得意的事情是“弓马”，他能骑着马射箭。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武士所应该具备的东西。
张笑宇：在中国古代，用“弓马娴熟”这四个字来赞美武将的是很少的，吕布是其中一个，在《三国志》里有记载。
樊登：那按理说弩这个东西是一个大家都能用的工具，为什么秦国人用得最好呢？
张笑宇：这个就跟当时秦国人面临的国家状况、防守的特点有关系。我在书里介绍过一个细节，当时魏国和秦国打仗的时候，魏国恰好占住了黄河拐弯的一个角。您是西安人，您比较了解，如果从那个地方走渭水平原，然后到西安，地理上是一马平川的。要是骑兵的话，基本上两天就能到首都的城墙门口。等于说当时秦国要想防守自己国家，就必须把所有老百姓都动员到家门口才能够抵御敌兵。
那么利用弩这种不需要核心力量训练的武器，就可以非常迅速、非常有效率地把大部分普通人变成士兵。由此，秦国就最早地发展了一种“动员技术”。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叫“街坊四邻”，为什么是四邻呢？因为古代的基本社会组织是“五人为一伍”，除了你之外还有四家，这四家叫四邻。
樊登：连坐也是这么几个人。
张笑宇：对。这个组织就是当年动员所有人上战场的最小单位。当五个人为一伍的时候，打仗、干活、防止间谍渗透都是这五个人。通过这个扎根于最基层的动员力量，你就可以把男女老少都动员到守城战之中，然后拿上弩射击敌人，由此发展了一个我们叫作“大一统”的政治制度。
樊登：弩未必比弓射得远，也未必比弓射得准，但是普通人就能操作，所以它降低了成为一个战士的门槛。这个跟商鞅变法结合在一块儿就厉害了。因为商鞅变法推行耕战制：你平常没事干的时候就种地，该打仗的时候就打仗。但是如果别的国家没有弩这项技术的话，这些普通人上了战场没有用。
张笑宇：就是在商鞅之前，或者说在整个战国时代之前，春秋时代的战争叫作“贵族战争”。那个时候如果你想上战场，就要从小接受武术训练。孔子讲：礼、乐、射、御、书、数。“御”就是驾战车，“射”就是射箭，这些都是贵族的训练。那么弩这种兵器，其实也不是秦国最早使用，而是韩国最早使用，但是秦国的制度用得最好。当战国时代开始的时候，这个技术进步使得老百姓都能参与到战争中去。
樊登：所以并不是说这个技术是秦国独有的，而是秦国的政治制度和这个技术结合得好。
张笑宇：没错，所以我这个书一定要叫《技术与文明》。有技术，也要有社会文明的支撑。
樊登：所以你在开篇的时候，写的是跟中国有关的弩枪。
张笑宇：一定是这样子的。因为第一，我是中国人；第二，我认为用技术的角度思考我们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这个角度非常非常有魅力。
樊登：那我们顺便把枪也讲一下，因为您这书里也提到枪了。在过去的西方，火药枪技术是一个特别为人所不齿的技术。武士们觉得用这玩意太丢脸了。就包括咱们看中国台湾有一个电影，那里边的老大不就讲吗？他说，枪是下等人的武器，武士是要用刀的。
张笑宇：有武士道精神的人都看不起它。
樊登：但是枪对于整个世界的格局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张笑宇：有非常非常重大的影响。因为从技术的角度讲，火枪跟弩是一样的，使用他们都不需要经过训练。那么当不需要训练的时候，国王就可以绕过封建贵族骑士们对武力的垄断，直接征召很多普通人充当他的士兵。
要做到这一点，他就要有两点改革，第一点，他要跟普通人说：“我要把你们从封建的贵族老爷手里面解放出来，我要给你们提供公正的法庭、平等的审判。”第二点，要有外部的财政支援，有钱才能供应很多火枪。那么国王就必须得到另外一个阶层的支持，就是商人阶层。到了火枪出现之后，议会变成了国王和商人之间达成联盟的一个机构，他们俩之间就不是过去的那种零和竞争，而是一个双赢的博弈。
樊登：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在中国也好，在世界上也好，商人过去的地位都很低，就像吕不韦这样的，你再厉害也是个贱商，那是因为那个时候打仗靠的不是钱，靠的是受过训练的武士。如果你想打仗，你必须得有这么一群武士。我最近在看日本的战国时代的那些历史，他们打仗的时候，一个军团也就几百人，因为真正受过武士训练的人很少。但是当火枪出现了以后，钱变得重要了，谁能够买来足够多的枪，谁就能够武装足够多的老百姓。
张笑宇：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最早在荷兰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荷兰商人有钱，然后就把荷兰的普通人给武装起来了。
樊登：堂吉诃德那样的没用了。
张笑宇：没用了，因为你一身装备太贵了，从小受武士训练的过程太漫长了。现在只要被一颗子弹射中，你就死了。所以战争形态发生了变化，整个政治形态就要跟着变化。
樊登：那是不是说它使得整个国家的权力更集中了？
张笑宇：可以这么讲。现代国家的诞生是以中央政府权力的集中和加强为方向的。但是，因为欧洲的特点是国家之间的竞争很多，商人的资本流动很频繁。那时候，国王要向商人大量地借钱，想借钱就要有很好的信用。如果国王有无限的权力，那他就可以随时赖账，他的信用就不好。所以说怎么能向普通的商人证明自己的信用好？一定要有一个议会，要让议会实际地发挥作用。
樊登：所以议会的性质发生了转变，从过去维护封建小领主，变成了维护老百姓和商人，现代议会就这么来的。
张笑宇：这是现代政治起源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说没有火枪这个“扳机”，那可能之前的状态还要一直延续下去。
樊登：大家还是靠亚瑟王和圆桌骑士来打仗。大部分老百姓帮不上忙，即使身强力壮，也帮不上忙。
张笑宇：因为武士是从小训练出来的。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即使身强力壮，他们不会打仗也没有用。
樊登：怪不得。你这书里面还提到，机关枪的诞生又是一次重大的革命。为什么从火药枪变到机关枪以后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张笑宇：因为其实火药枪和机关枪还有一个区别，虽然都叫枪，但是火药枪是靠人来发射的，在19世纪的时候，它最快射速大概一分钟十发；但是机关枪是靠机械来发射的，它刚诞生的时候，一分钟就三百多发。
这么一打之后，火力投射的力量瞬间发生了改变。但是机关枪出现之后，又出来一个新的问题：普通的步兵战术还是像使用火药枪的时候一样，排着队往前走，“排队枪毙”。因为用排队往前走的方式投射火力时，火力的分布是最平均的。
樊登：咱们先把这个知识普及一下。您的书里面也讲到了，为什么打仗要那么傻，要排着队往前走，因为这个方式在当年也曾经先进过。
张笑宇：对。这就涉及到当时的一个细节，在16世纪左右的时候，火枪的发射过程特别繁杂。我当时就专门数过，按照最严格的步骤发射一枪需要43个动作。
樊登：就开一枪，需要43个动作？
张笑宇：不是说一定要特别严格，其实不严格也行，但是不严格有可能出错。如果火药没点着，或者子弹漏掉，那就完蛋了。我们刚才讲到，最快地把最普通的人变成士兵的方法，就是最严格地训练每一个步骤。
樊登：就是数数。
张笑宇：数数。一要干什么，二要干什么，其实就跟我们军训一样。我们军训时说“一二一，走正步”，其实就是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这个东西放到今天，就是我们讲的一个词，叫作“军事化管理”。军事化管理流程就是第一步该干什么，流水线上该干什么。“军事化管理”这个词就真的和字面意义一样，是从军队里面来的。
既然要把每个人都变成在流水线上的人，你就一定要给他们安排这样一个环境，所以要排队，排成阵列。排队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在打仗的时候，你能够机械地重复训练时的动作。所以在16～19世纪，基本上能看到的最有作战威力的军队，都是排成队的。当然，像拿破仑这样的天才可以有突破，但他还是个例，大部分人都是这么排着队作战的。
结果到了“一战”，机关枪来了。可以看到当时士兵自己的记载：德国士兵架着机枪，对面是一个非常有绅士风范的英国军官。他举着军刀，走着正步，说：“冲！”然后他的部下一列一列往前走。
樊登：对面就只要扫射就好了。
张笑宇：只要扫射就好了。所以我们说“一战”是绞肉机。在凡尔登战役中，双方死伤总共是一百多万，整个战线推进了5～12公里。
樊登：这书里有一段写得特别惨，当时有很多将军都已经快崩溃了，说这就是送死。你再多的人马，对面就两挺机枪，你也一点办法都没有。
张笑宇：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一战”这样一个作战形态给当时参战的士兵和普通人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樊登：关于这一段有两个电影可以看。一个是《战马》，那些英国骑兵骑着马冲过去，本来以为德国人溃散了，结果森林里藏着两挺机枪，把他们全扫光了。另外一个电影叫《1917》，士兵们从战壕里往外冲，第一梯队上去死光了，第二个梯队上去也死光了，就只有死亡，没有别的。
张笑宇：到了1917年来临的时候，实际上战场上出现了所有国家士兵的大溃败。他们全部变成了逃兵，再也不愿意打仗。然后逃兵导致国内出现了什么？革命。比如基尔港水兵起义，把德国威廉赶下台。
英国受影响比较小，为什么呢？英国打仗用的是殖民地的人，比如印度人、澳大利亚人。殖民地的人上战场后也觉得很生气，所以，“一战”之后，英国和殖民地签订了两条协议：第一个是马上允许殖民地独立，第二个是给普选权。老百姓说：“你再不给我选票我就造反。”
樊登：否则的话就还打呢，大家觉得还得继续打仗。
张笑宇：对，还可能是19世纪那样子。
樊登：在战争的最后，我们可以讲讲原子弹的影响。在原子弹之前，所有人都知道的技术发明就是蒸汽机。你这个书里也用了一两章的篇幅谈蒸汽机，它对于整个政治和历史形态的影响在哪儿？
张笑宇：实际上，蒸汽机对于人类历史有一个非常潜在的影响，为什么呢？蒸汽机第一次被发明，或者说它的原理第一次被提出是在什么时候？可能大部分人都想象不到，是在两千多年前。
当时有一个来自亚历山大城的人叫希罗，他其实是当时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他有一本书叫作《气动力学》。他不是一个技术工程师，是个物理学家，他研究了空气动力学的基本原理，然后说，我们可以用压缩空气来做功。然后他就设计了一个用压缩空气来做功的机器原型。
这个机器从原理上来讲，其实跟现代蒸汽机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这个发明在当时没有得到大范围的应用，为什么呢？因为古罗马时代是一个大规模采用奴隶的社会。蒸汽机带来了生产力的进步，但是如果你能够用很便宜的人力就把生产力提上去的话，你就没有动力来做技术发明。
在古罗马时代，奴隶是不值钱的，那时候奴隶是个会说话的工具，所以尽管那个时代有了先进技术，也没有用武之地。后来蒸汽机之所以在英国出现了，因为英国那时候的社会状况跟古罗马完全不同，他们需要先进技术来投入生产。而且蒸汽机不是在最贫穷的地方出现的，是在普通人最有钱的地方出现的。
樊登：人力最贵的地方。
张笑宇：已经有很多经济史学者的论文证明，当时英国伦敦周边是全世界人均工资最高的地方，人力成本特别贵，同时消费水平又很高。普通人取暖只能烧木头，但是伦敦人有钱，家里都有壁炉。用壁炉烧煤取暖是最好的，所以当时的煤卖得特别好。
那么煤厂就要研究怎么用机器来提升运煤的效率。煤厂有这个需求，但是人力很贵，所以他们就开始研究机器。我们熟悉的是瓦特改良了蒸汽机，其实在瓦特之前一百多年，纽卡门的那种早期蒸汽机已经广泛应用了。
樊登：不，大部分的人在历史课上学的都是瓦特发明了蒸汽机。
张笑宇：如果你在山东，老师会教你，写“发明”两个字是要扣分的，一定得是“改良”，写“改良”才得分。为什么说改良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蒸汽机从没有效率到变得有效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企业的持续投入，只有在人均成本比较高，需求又大的地方，企业才赚得到钱，才肯投入。瓦特在蒸汽机出现一百年之后，慢慢地把早期蒸汽机改良了，而且除了煤矿之外，所有的工厂都能用，这才带来了工业革命。
樊登：那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形态的直接改变是什么呢？
张笑宇：工业革命带来了极大的改变。如果我们把人类从诞生以后一直到今天的生产力水平做一个曲线，那么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里，它都是一个水平的线。直到蒸汽机诞生，这个曲线才开始上升了。
樊登：就是“幂次法则”发生作用，拐弯的劲就在这儿。
张笑宇：拐点就在蒸汽机这儿。实际上，蒸汽机在18～19世纪出现之后，引起了整个人类的社会心理和世界观的巨大改变。其实在人类历史上，绝大部分农耕时代的人均生产力、国内生产总值是不增长的。我有一个词就是形容它，叫作“零增长社会”，就是靠天吃饭，搞不好明年比今年还差。
樊登：等于从周朝到清朝都差不多。
张笑宇：都差不多。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有一个问题，在这个社会里什么东西最值钱呢？
樊登：土地。
张笑宇：一个是土地。土地肯定最值钱，因为它出产粮食，你穿的吃的都出自土地。
樊登：牛。
张笑宇：牛是附着于土地的。第二个东西是什么呢？是暴力。因为在农耕时代，你最快取得财富的方法就是抢别人的。当然自己去抢会很危险，但是如果我有本事把人组织起来，我就能够很快积累财富。所以古代最重要的学问叫什么？“万人敌”——兵法。但是当蒸汽机出现之后，我们的增长曲线变正了，这意味着，第一，现在和平更有价值。
樊登：我们不需要通过掠夺来进行财富积累。
张笑宇：对，因为你明天会更好。第二就是怎么开动自己的创造力去寻找新的增长点，这成为我们这个社会最重要的事情。
樊登：当生产力达到这么高的高度了以后，你做的东西是需要卖给活人用的，所以你需要这个世界上有更多的活人存在，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把人全杀了，这块地都归我。
我觉得这有点像斯蒂芬·平克写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那本书。我讲过那本书，很有意思。暴力的大幅下降就是因为商业社会的成熟。
这里还有一章专门讲印刷术，咱们中国人一直有个疑惑：不是毕昇发明了印刷术吗？为什么西方在谈到印刷术的时候，认为海德堡的那个印刷机所起到的作用更大？
张笑宇：古腾堡在海德堡发明的印刷机，在他们看来是活字印刷的起源。当然，说到雕版印刷，大家还是公认中国人的发明最早。毕昇的活字印刷跟古腾堡的有一个区别，因为我们汉字字数特别多，虽然字模可以反复用，但是每印一本书都要重新排版。
而且当时很多印刷工人是不识字的，能识字的排版工人很难找。所以其实毕昇做出来这个东西之后，它的效率没有想象那么高。但是，西方的文字就是26个字母加标点符号。
樊登：你这书里有一段让我想起来我童年时候干的事。虽然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但是民间用的人很少，大家更愿意刻一个雕版。所以我小时候经常帮我们的老师印卷子，去刻雕版。先在蜡版上写，写完了以后倒过来、倒过去，最后一印就印出来了。
张笑宇：实际上你发现，在实际操作里这样做效率很高，把每个字抠下来的效率反而很低，所以毕昇发明的这个技术有这种问题。
但古腾堡的印刷机就不一样，因为西方文字少，总是这些字母的排列，所以即使是不识字的工人，基本上他看到那个图形，排一下就好了。
古腾堡的印刷机还有一点优势：它是在榨油机的基础上改造的。毕昇印书的时候，他“印”的动作没有机械化，古腾堡把这个动作机械化了，印书的时候像榨油机一样不断地摁就行了，这就可以实现流水线化，从而大范围地复制。
樊登：那这套东西发明了以后，为什么会直接导致“文艺复兴”，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变化？
张笑宇：其实并不是这样，这是我最喜欢这个故事的一点，如果仅仅是古腾堡发明了印刷机，而没有马丁·路德这个关键人物的话，历史可能往另外一个方向演化。因为一个技术要在这个社会中大规模运用，一定要看它能不能赚钱。当时印刷术的赚钱方式是很少的。
樊登：因为识字的人就不多。
张笑宇：识字的人就不多，然后印刷品、书也很少。你知道当时用雕版印刷印什么最赚钱吗？雕版印刷当时最挣钱的是印扑克，因为老百姓都打，还有印画。这些是雕版印刷擅长做的事，同时也很赚钱。到了活字印刷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因为不可能用活字印画，如果说印《圣经》，最大的问题是《圣经》太厚了，印刷周期特别长。古腾堡印《圣经》印了三年，等于说他投资了一个印刷厂，三年不开花结果，这是很吃亏的。所以当时最赚钱的是印赎罪券，就是给教会印怎么挣功德的一张小纸。
樊登：叫作“钱箱叮当响，灵魂上天堂”。这个需要跟大家普及一下，为什么会有赎罪券这么奇怪的东西？在那个时候，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是极其痛苦的，说不定哪天就死了，所以大家对于今世已经没有什么期望了，大部分的人想着来世应该混得好一点。来世混得好不好，谁说了算呢？只有教会说了算，所以教会的办法就是让人买赎罪券。你把钱捐到这儿来，给你个赎罪券，拿这个券……
张笑宇：你这辈子犯的罪就没了，下辈子就可以投胎到大富大贵之家。
樊登：所以导致很多富人觉得这是特别便宜的一件事，一辈子犯的错，花点钱就解决了。所以很多富人甚至因此犯更多的罪，因为犯完了罪以后，只要花钱买券就解决了。
张笑宇：这就是“氪金玩家”。
樊登：这是人类历史上特别奇怪的一段故事。但是没有想到，印赎罪券是印刷机最早使用的方向。
张笑宇：对，因为赎罪券定价可以很高，又只要一页，所以活字印刷行业最擅长的就是这门生意。其实古腾堡发明印刷机之后赔钱了，但是他的合伙人把这个技术拿来印赎罪券，就赚了钱。
所以如果说没有后来的历史转折，仅仅只有印刷机的话，印刷机就会变成为教会敛财的帮凶。那么是谁做出了这个关键转折呢？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一开始是写大文章出身的，他写过很多抨击教会的论文，学术也很好。
但是当他在德国维滕贝格诸圣堂大门上贴完《九十五条论纲》之后，发现这个小册子传播得特别广，所以就开始写这种特别短的，只有一两页纸的小册子。这种小册子的文体其实很像我们今天自媒体的文体：“一句话告诉你为什么教会印赎罪券是不对的。”他当时写的就是这个性质的东西。结果这个文章在印刷厂那儿大卖了，因为它的成本很低，只有一两页纸，而且老百姓特别喜欢读。
樊登：因为反叛。
张笑宇：因为它反叛，而且告诉你，你不应该氪金。当时印刷厂全都把生意转到这个方向去了，比印赎罪券还赚钱，所以这个小册子就一下子在德意志，包括整个北欧迅速传开。
其实马丁·路德不是第一个反对天主教会的人，在他生活的一百多年前，有一个捷克神父叫扬·胡斯。扬·胡斯是第一个反对天主教发行赎罪券、垄断教义的人。但是天主教会把他抓起来审判，最后把他烧死了。其实教会也想这样对付马丁·路德，也把马丁·路德招到沃尔姆斯来开会，结果仅仅等了一年时间，由于印刷术的加成，人民群众已经完全倾向于马丁·路德了，这个时候教会不敢再对他开刀了。这真真正正是技术带来的生死时速，导致马丁·路德的命运不一样。
樊登：我们过去读历史，觉得为什么布鲁诺被烧死了，而伽利略没有被烧死？其实就是因为时间不同，伽利略赶上时机了。审判伽利略的时候已经更开明了，老百姓的人心所向已经看出来了，而布鲁诺那时候说烧死就烧死了。
张笑宇：如果不是那个时候的技术给马丁·路德的个人命运带来了转变，我们整个人类的命运可能就不会发生转变。
樊登：所以我们做中学生的时候，读历史读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时，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填空题来做。但是这次改革给人类整个历史带来了巨大的转向力量，人们慢慢地从完全对于宗教的依附——你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开始产生独立的思考。人们开始用各种各样的语言来印制《圣经》，可以写成英文的，可以写成德语的。
张笑宇：现在德国人读的还是马丁·路德翻译的《圣经》，这就是印刷术刻在时间中的记忆。
樊登：所以这一章叫作《知识分子与生意人》，实际上要想让技术良好地普及，有一个好的生意模式是很重要的。
张笑宇：一定要像樊登老师这样。
樊登：这本书里面还讲到了铁轨。铁路应该是跟随着蒸汽机出来的一个自然产物吧？
张笑宇：可以这么讲。铁轨的建设一开始是靠私人投资拉动。最早在欧洲投资铁路生意的家族很有名——罗斯柴尔德家族。因为当时罗斯柴尔德家族最有钱，所以来做这个生意。但是铁路传到了德国之后，尤其是传到了普鲁士这个国家，马上有人意识到这个技术对于国防军事太重要了，因为他们可以利用铁路技术在很短的时间内调兵，所以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普鲁士的军方就开始任用那些懂得铁路技术的人，让他们参与到高层。
樊登：但是我记得你书里写到，一开始普鲁士的军队是非常反对这件事的，当时他们的顾虑好像是说，你把这铁路建好了，万一敌人沿着铁轨过来怎么办？因为过去的国家防卫都是要屏障的，不能让人一马当先地冲进来。
张笑宇：他们是有这个顾虑，但是后来事实证明这个顾虑在技术上不难解决。第一个解决方案是可以在关键的地方设碉堡，随时把铁轨炸毁；第二个解决方案就是换成不同轨距的铁路，做成窄轨，让别人的车到这儿就停掉。其实俄罗斯后来一直在用这个方法。
樊登：今天云南还有小米轨。
张笑宇：我坐过那个小火车，特别可爱。
樊登：窄窄的，只有一米。阎锡山在山西也建过窄轨。
张笑宇：就是为了让外边军队进不来，所以当时就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解决。那么普鲁士就任用了一个人叫老毛奇。这个人是后来德国的总参谋部部长，他在19世纪50年代就是柏林到勃兰登堡的铁路委员会的委员，所以他很熟悉铁路运输的细节。
铁路运输实际上跟传统的士兵到前线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古代行军，士兵是背着自己的装备走的，他要背着弹药、干粮，牵着马匹，随着部队走。但是铁路运输是把人、枪、弹药、马匹分开运输的，士兵到目的地后要先去领这些物资。
如果说你的协调机制、管理不到位，就很混乱。如果一个榴弹炮部队领了迫击炮的炮弹，就没法打仗。所以普鲁士军队的机制改变，关键就在这儿。后来打普法战争的时候，其实当时法、德两边都有铁路，但是普鲁士有协调机制，动员速度就比法军快了一倍。虽然法国的国王拿破仑三世已经上了前线，但军队什么的都没到位，这仗就打输了。打输了之后，德国就统一了。
樊登：都德写的《最后一课》，就正好发生在普法战争结束的时候。
张笑宇：对，所以就是说它背后有一个非常魔鬼的细节。
樊登：就这么一点点管理上的技术也会影响到战局。
张笑宇：对。其实普鲁士一直被称为二流强国，当时所有人都不认为普鲁士能打赢法国，但是老毛奇说，俾斯麦打吧，没有问题。
樊登：关于铁路对人类的影响，我能补充的一个方面就是时间。过去的人不需要手表，钟表都不需要，一个城市里恨不得有一个地方能看时间就够了，但是有了火车以后就不行了。有了火车就得知道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是几点，大家都得对表，慢慢地人们才有了现代的时间观念。
张笑宇：这就是现代工业社会对于人类时间观念的塑造。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古代农耕社会是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时间观念的，没有我要几点上班，几点下班。这个东西要统一了之后，才能有马克思讲的“社会化大生产”。
樊登：还有一类技术是关于生活的，比如粮食技术。农业的技术变化对于人口、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儿呢？
张笑宇：这个真是太重要了。在传统社会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作“马尔萨斯陷阱”，说的是什么意思呢？马尔萨斯是17～18世纪英国的一个政治经济学家。他说，农业进步带来了粮食增产，但粮食是线性增长的，人口是指数增长的，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所以一定会出现人口增长超过粮食承载的现象。这个时候就会有战乱、饥荒、瘟疫。
限制人类社会不断循环前进的根本原因，就是传统农业的产量限制，这就涉及到一些生物学、化学的知识。因为我们人体最需要的物质中，有一个叫蛋白质，蛋白质里有一个关键元素叫氮。在传统农业时代，只能靠农家肥来提供一点很少的氮元素。
但是当化学发展之后，我们可以用人工手段制造氮，粮食里蛋白质的含量就会迅速提高，只要土地能受得了，想提多高就提多高。其实化肥的发明时间非常晚，20世纪初才发明。20世纪初有多少人？全世界有17亿人。今天是78亿人，增加了60多亿人。
樊登：如果马尔萨斯现在活过来的话，他肯定觉得人都得饿死，没饭吃。
张笑宇：对。但是现在我们居然基本上还是整体和平的，这一定是化肥的巨大功劳。但它不仅仅是一个对人类有功的东西，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比如非洲、印度、拉丁美洲这些地方的人口增多了，但是工业没跟上，工作机会就不够。没钱怎么办呢？就会发生骚乱。所以化肥技术的背后是一个双刃剑。
樊登：所以技术的影响有时候是很难操控的。
张笑宇：当时没有人想到会这个样子，但是它自然而然地就把这个结果带出来了。
樊登：这本书里还谈到了一个技术，可能是普通人容易忽略的，就是货币的技术。我们过去总说，宋朝的时候就有交子，它是最早的纸币，但最开始的时候那个东西挺不靠谱的。
张笑宇：其实一开始发明交子目的并不是为了便利交易，而是为了管控贵金属流出。当时四川这个地方为什么有交子？因为这个地方战乱刚稳定，老百姓老拿钱买外边进口的东西，比如粮食、 日用品……这样贵金属就会流出去。流出去之后，当地的货币质量就会变差，当地政府就不好管理经济。
所以官府直接下命令，说，以后不准用贵金属交易，必须用纸币来交易。然后这个经验被推广开来，宋朝和明朝都实行了相关政策，叫作“货币管制”，当时外国人来中国做生意，必须把金银兑换成纸币，用纸币在中国内地交易，等走的时候才能把纸币重新兑换成金银。
樊登：读书的时候就觉得特好玩，可以想象一下古代人的生活。像《红楼梦》里写的，贾宝玉他们需要五两银子，然后丫鬟就拿着银子说：这多大是五两？他们人手一个凿子、一个小锤子，自己凿，还得凿得准。
像倪二这种社会上的人，基本上一下子凿下去，就是一两或者两钱。这帮大小姐们根本不知道，瞎凿。然后还要带个小秤，无论到哪里交易，光凿下来不行，还得称，称完才行。这太麻烦了。所以后来人们怎么慢慢地接受纸币这样的东西的？
张笑宇：第一个原因是大家的交易需求实在增加太多了。如果说平常买菜用几个铜钱，其实携带比较方便，铜也多，可以随便铸钱。但是在欧洲，因为商贸很发达，买个房，买个瓷器，买个大宗的商品，就一定要用价值比较大的贵金银，这个时候铜钱就不管用了。
第二个就是欧洲当时出现了一个很奇葩的状况：各地都产生了信用机构。因为欧洲商人是到处流动的，他们跟伊斯兰人做生意，又跟北欧人做生意。他们一定要讲信用，因为要做长期的互利贸易，如果不讲信用的话，人家再也不到他这儿来做生意了，所以信用就慢慢积累了。就是说，我知道这一家在这儿有一个办事点，我把钱存在这儿，换一个票，当时叫“汇票”，然后拿着这个票，到另外一个办事点就可以变成现金。
樊登：就跟咱们山西的票号一样。
张笑宇：没错，这就是银行的雏形，它其实在欧洲11～12世纪的时候就出现了。当你越要面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商人，越需要培植你的信任感的时候，这套货币机制出现就越早。
樊登：这么一套可以带着银票上路的机制，对于历史的推动作用体现在哪儿？
张笑宇：我们刚才讲，绝大多数历史时期人类都处于农耕社会，它的增长是零。但是有一些特定的地点，个别的城市如果商贸活动很发达，假如有丝绸、有瓷器、有盐等贸易品的时候，就会是个正增长。实际上是商人承担了长途运输的风险，他们把货物运到这儿来，他们就要盈利，盈利之后就会有更多的利润，有更多的消费，就会促动这个地方的经济增长。
那么当货币技术出现突破的时候，就可以在跨大洲的领域出现共同的商贸增长。我在这个书里借用了一个著名历史学家的说法，叫作“13世纪的全球化”。就是在13世纪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共同的商贸城市、共同的投资制度，今天的股票、股份制，在那个时候的阿拉伯、欧洲、中国都有。从东海和南海出发的商船，跨越印度洋，然后再进入地中海，可以一直到今天的比利时、荷兰、英国。
樊登：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张笑宇：在那个年代“海上丝绸之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整套共通的、先进的制度。
樊登：笑宇在书里面专门做了一章讲“中国与世界”。中国在技术方面给世界所做出的主要贡献在哪儿呢？
张笑宇：其实历史上中国对世界做出的技术贡献特别多。包括我们讲的“四大发明”，这个是大家最熟悉的。虽然说印刷术跟西方有区别，但是指南针、火药这些发明都实实在在地传到了西方，而且对当地有帮助。造纸术也是其中一个，但造纸术有一点区别，因为西方传统用的是埃及的莎草纸，中国的纸虽然成本更低，但那是很晚才传过去的。
樊登：莎草纸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过了一年、两年就坏了，所以所有用莎草纸写的书都要不停地抄，一两年抄一次、一两年抄一次，后来全没了，基本上能留下来的就剩一点边角料了，还是中国的纸稍微靠谱一点。
张笑宇：确实是这样的，西方比较倒霉，很晚才引进了中国纸，才享受了这个便利。然后中国的农耕技术传到欧洲的时候，引发了欧洲的人口增长，才有了后来的“圈地运动”，形成了初期的资本主义积累。中国还有很多技术对西方有影响，比如说造船术。
但是整体上来讲，这一章讲的其实是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在产业发展和技术革命等很多领域上，是走在世界前沿的，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力量为今天的全球化和全球贸易做出了正向贡献。今天我们理解中国的成功之处和崛起之路时，如果少了技术这个视角，可能是不完善的。
樊登：比如我们的制造能力，尤其是我们修桥铺路的能力。
张笑宇：对。我们在修桥铺路时，要解决的问题是全世界最难的，因为我们的国土跨度太大了，从青藏高原到华北平原，中间那么多崇山峻岭要解决架桥修路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的工程技术在这一点上比其他国家都先进，因为其他国家没有我们这么多难题。
樊登：这本书里面也有一章讲《瘟疫与文明》。瘟疫对于整个人类的格局的影响是巨大的。瘟疫会限制城市规模。
张笑宇：像是一个突然间的截断、叫停。比如古罗马帝国，后来分成东西罗马，当西罗马灭亡的时候，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想收复土地。他叫查士丁尼一世，是一个非常有雄才大略的皇帝。结果一场瘟疫，让他的军队一下子全染上了瘟疫。
樊登：撤了。
张笑宇：不仅撤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当时人迷信，他觉得上帝是不是在惩罚自己？所以从瘟疫之前到瘟疫之后二十年，查士丁尼一世的人生轨迹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线。瘟疫之后，他完全成了一个虔诚的教徒。所以可以说，瘟疫一下子把人类历史改变了。
樊登：改变了人生观。
张笑宇：到中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有著名的黑死病。实际上，中世纪的黑死病造成了一个现象，就是人力突然变得很贵，因为劳动人口一下子死光了，剩下仅存的劳动人口一下子有很大的议价权。当时的农民马上跟地主说“你要给我涨工资”，国王下令说“不许涨工资”，但是这已经没有用了，因为一旦一个地方不涨工资，这个地方的农民马上跑到其他地方，这个地方的土地就荒芜了。所以，黑死病造成了当时普通人谈判形式的变化。
樊登：最后还有两个悬而未决的技术，也是可能会有风险的技术。一个是原子弹，一个是人工智能。
张笑宇：人类在造出原子弹之后，有过一到几次整个族群差点毁于这个技术的风险事件。最接近毁灭的那一次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根据后来解密的文档显示，当时有一艘苏联潜艇，已经带上了核弹头。
樊登：核潜艇？
张笑宇：它不是核动力，但是带着核弹头。然后这艘潜艇被美国军舰用深水炸弹炸了。其实当时美国军舰是想把它赶上来，没有说要打它，但是这个苏联潜艇误以为自己受到攻击。这个潜艇上的三名指挥官，舰长、大副、政委，就投票决定是不是要用核弹来还击，投票结果是2:1，要还击。当时他们已经做出了决定，要发射核弹还击，一旦还击，美国肯定也是用核弹还击，打击苏联本土，这样核大战就爆发了。
结果这个船上投反对票的人，恰好也是整个核艇舰队的政委。他说：“不行，我以我的政治地位为保证，咱们要浮上去看看。”他们浮上去之后，美国军舰只做了一个常规驱离，核战终于没爆发出来。但是双方领导人——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第一时间接到了报告，你可以想象他们接到报告时的样子，肯定一身冷汗。
樊登：人工智能是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也是投资的热点，那所谓的“超级人工智能”又是什么呢？
张笑宇：我们今天所谓的大部分已经取得应用或者说研究上有突破的人工智能，都属于“初级人工智能”。它只能替代一些重复性的工作，比如人脸识别、识图、识指纹、语音识别。“超级人工智能”指的是那些能像人一样分析问题，甚至自己发明工具、解决问题的人工智能。可以想象，这种人工智能出现之后，它的进化速度是一个超级迭代。
樊登：它比人快多了，几秒钟一代。
张笑宇：对，它可能自己设计一个程序，马上写一个自己的2.0，马上又写一个3.0，它就成了一个比我们高级得多的生物。那么，这样一个文明在面对人类文明的时候，它是没有任何理由去保存人类文明的。很多学者说，如果超级人工智能出现的话，有什么理由让它认为，我们在它眼中是有价值的呢？没有任何理由，所以学者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从技术进展的角度来讲，今天科学家还没有看到哪项技术一定能够导向超级人工智能，它现在仅仅是一个可能性。但是科学家也会说，就算是现有的人工智能，也有可能有极强的破坏能力了。
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将来发电完全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来控制，突然有一天算法有问题，我们整个人类社会就会停电了。整个现代城市都是被电控制的。还有如果人脸识别的数据被一些不法的分子利用，包括人工智能可能分析到哪个基因点是有问题的，那么它就可以以此为依据，设计基因武器。这些风险都已经是非常非常现实的。
樊登：你不知道“黑天鹅”会从哪儿冒出来，然后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张笑宇：历史经常是偶然的。
樊登：所以研究政治学的人也好，研究历史学的人也好，更多的都是回头看。
张笑宇：没错，我们基本不做预判，因为我们的预判经常是错的，但是我们能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分析机制。我们历史上有很多事的确是偶然的，但是当时它背后有过什么机制呢？这些机制可能对今天有一些借鉴作用。
樊登：全书的最后一章说“从铁笼状态到汇流模型”。这个要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呢？
张笑宇：这个“铁笼”，其实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一个专业术语。“铁笼状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社会里的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自己专业领域的“铁笼子”里，只对自己的“笼子”非常熟悉，但是出了“笼子”，就不知道人家的“笼子”是怎么运作的。
这等于说，如果我们在完全不同的领域，那我们交流观点的时候，就是鸡同鸭讲。交流很可能就是没有效率的。那么这个“笼子”可能造成了一个互相孤立的社会，而且我们的专业知识越精深，彼此交流就越麻烦。当然专业技术精深化是一个趋势，我们没法阻止。
但是，当我们今天看到技术往这个方向走的过程中，我们是否可以调配一下，主动地训练不同领域的人的对话能力？要做到这一点，我认为一个前提就是，让从人文和社会角度观察世界的人去跟技术中的人对话，就会发现，原来我们自以为的一些很重要的人文事件背后是有技术影响的；然后做技术的人也看到，原来他们以为技术改变世界，但是技术要先通过改变人，再去改变世界。
这种对话状态，我把它叫作“汇流”：文明是一条大河，技术是一条大河，这两条河汇流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冲撞，产生很多浪花，会互相震撼和影响，未来的流向可能会更有利于我们的文明。我把这个叫作“汇流模型”。这个“汇流”能不能冲破“铁笼”？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和尝试。
樊登：创新往往都发生在汇流的地方，在交汇处最容易产生新物种。
你的篇章编排并没有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来，而且有一些跳跃感，比如说从两千年前的蒸汽机，又跳回到货币流通，然后又一下子突然跳到原子弹。这个设计的原则是什么呢？
张笑宇：您刚才说跳跃性很强这一点，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就是技术的本来面目。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学科叫技术学，技术本身就是跳跃的，而且技术进步有时候就是随机的。我们几十年前梦想研发核聚变，但到今天核聚变都没研发出来，但是我们之前没想到的东西——互联网、人工智能，今天却有。我觉得可能冥冥之中，人类世界的本质和技术的本质里，都有一种混沌性。
樊登：你说的这个跟塔勒布的观点是一样的。塔勒布说，人类的历史发展从来都不是一条斜线，也不是一个抛物线，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台阶，又一个台阶地向上发展，背后都是突然发生的技术和政治事件导致的“黑天鹅”事件。
张笑宇：完全赞同，我也是这么认为。
樊登：大家如果想要了解弩是怎么帮助秦国统一六国；了解蒸汽机怎么改变人类社会的格局；了解原子弹、人工智能和生物氮这些技术，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让整个人类社会走到今天这个样子，推荐大家读一下张笑宇的这本新书《技术与文明》。这真的是相当令人惊喜的一本新书。谢谢张笑宇。
张笑宇：谢谢樊老师。
樊登：谢谢大家，我们下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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