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导图】
【演讲实录】
各位好，今天我们为中国老一辈的知识分子讲一本书，他们是荒野上的大师。这些知识分子涉及清末民初时期为中国开创了整个现代学术的一批大师，涉及四个研究机构，包括地质调查所、史语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清华国学院和营造学社。
在开始讲他们的故事之前，要先谈一下鲁迅先生。大家知道鲁迅先生学过医，会写小说和杂文，但在鲁迅先生的所有著作中，除了小说和杂文之外，还有一本畅销书，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本书叫作《中国矿产志》。鲁迅先生最早是学矿业开发的，而且他是真正下过矿井，跟矿工们一起工作过的。那为什么他要做这样的努力呢？因为他看不惯中国过去的书生“困守书斋，打牌喝酒”。在我们过去的印象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不会跟劳动人民一块儿下矿井干活的，甚至不会不带书童、不坐轿子这样走在大街上。这种状况是无法适应现代的科技发展的，所以包括鲁迅在内的一批知识分子都在不断地探索。
那个时候，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着考古事业、地质勘察的主要都是一些外国的学者，包括我们听说过的斯坦因、斯文·赫定，日本人伊东忠太、鸟居龙藏等，所以中国的这些学者有一股非常不服气的精神。其实中国古代也有在旷野中调查的学者，比如徐霞客，还有《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但是他们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都不算高。而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人，就是新一代的徐霞客和宋应星。
首先我们从李希霍芬的偏见开始说起。李希霍芬是一个德国地质学家，他曾经提出了“丝绸之路”这个名称。他说，中国的学者叫“斯文秀才”。“他们留着长指甲，出门离不开轿子，还一定要带着书童随时伺候。他认为，中国很难开展地质调查，因为‘中国的文人性情懒惰，历来不愿意很快行动。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既为自己的贪心而烦恼，又不能把自己从关于礼节和体面的固有成见中解脱出来。按照他的观点，步行就是降低身份，从事地质行当在人们心中就是斯文扫地’。”
这个说法虽然很刺激人，让很多中国人听了不舒服，但是当时确实就有这样的现状。第一个打破这个偏见的人，就是泰州人丁文江。丁文江十六岁留日，然后又到了欧洲，在剑桥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分别学了动物学和地质学。1913年回国以后，他加入了当时北洋政府的矿政司地质科，目标是三年培养一批人才，要求有八个字：“学业优异，体力强健”。他和他的顶头上司司长张轶欧联合创办了地质研究所，他任所长。那一年，他二十六岁。
地质研究所开始创办的时候，和北大联合培养学生。他们选择教授的方式是中西结合：既有德国的教授梭尔格，也有中国的教授翁文灏，还有瑞典的教授安特生，等等。过了几年，他们培养出了“十八罗汉”，这是中国地质学发展史上的第一批重要的人才。1916年的时候，十八个人成绩合格，获得毕业证书，被称作“十八罗汉”。
“丁文江兴奋地宣布：‘我已经有了一班人能登山涉水，不怕吃苦。’……安特生也间接澄清了李希霍芬四十年前的刻板印象：‘一般的中国上流社会人士都不喜欢劳动，著者以曾和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士一同旅行的资格，敢在这证明，地质研究所的毕业生出门已完全不用轿子，而且十分明了野外地质学家的唯一行动工具只是两条结实的腿。’”就是首先从能够迈开步、探索矿业开始。
1917年蔡元培入主北大，在北大也开设了地质系。丁文江到北大，说：“我想从北大选几个优秀的学生。”他拿了一张考卷给北大地质系的学生考，考完以后竟然都是零分。他把这张考卷扔在蔡元培的面前，说这样办下去可不行，因为你们的学生连基本的矿石都分辨不清。蔡元培问他该怎么办，他向蔡元培推荐了刚刚从伯明翰大学学成归国的年轻学者李四光，还有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葛利普。四年以后，整个北大的地质学脱胎换骨。
著名的学者，后来被称作中国考古之父的李济，看到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刊的扉页上，竟然登着一张中国人的照片，叫作V.K.Ting，实际上就是丁文江。李济大喜过望，他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中国学者的照片能够刊登在美国的学术期刊的扉页上。所以后来李济回到国内之后，就立刻找到了丁文江，跟他一起合作。
1921年的时候，丁文江突然辞去了地质所所长的职务，去担任了北票煤矿的总经理。大家都能够理解，因为他有一个非常沉重的家庭负担，他们家里人口很多，他需要赚钱。这时候接手的人就是翁文灏。在这儿要介绍一下丁文江的为人，他特别热心，对于所有归国回来的年轻学者，他都不断地帮他们安排住处、联系工作、介绍伯乐，所以大家都把丁文江称作“丁大哥”，因为这个人是一个极其热心的人。
丁文江、翁文灏和曾世英三个人利用九年的时间，重新绘制了《中国分省新图》。为什么呢？因为丁文江发现，他在中国进行野外科考的时候，所用的地图竟然是康熙年间由传教士绘制的地图，非常不准确，而且隔了这么多年没有更新。因此，他们决定为中国重新绘制地图，花了九年时间。在这个地图的序言里，丁文江写道：“我们只希望以后同行的诸君，少讲些龙脉，少画些笔架，使得中国青年渐渐地了解地形是怎么一回事。”就是过去中国所谓考察地形的人，主要都是做风水的研究，所以他希望大家能够真正地了解地质考察是怎么回事。
1920年12月16日，在甘肃发生了里氏8.5级的地震，造成了特别严重的人员伤亡。这件事情刺激了翁文灏，他开始测绘中国的地震带。翁文灏那时候测绘出了中国的十六条地震带，一直到今天都依然影响着地质学。1928年，在翁文灏的建议之下，北京著名的律师林行规捐出了他在野外的一座庄园，建立了中国近代的第一个地震台——北京郊区的鹫峰地震台。
同时，跟着翁文灏一块儿在甘肃考察的另外一个学生谢家荣，走到了玉门，他认为玉门这个地方一定能够产出石油。能够为中国找到石油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1934年，延长油田出油；1939年，玉门油田出油。地质学家当时所肩负的责任实在是太大了。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太多的钱，怎么办呢？一方面就是和实业家结合。实业家后来发现，这些研究地质的人真的能够给他们带来财富，所以实业家愿意给他们一些捐助。另外就是向政府不断地申请拨款。翁文灏节省开支到什么程度呢？他到南京政府去申请拨款的时候，为了能省一点点差旅费，这么一个大学者竟然在南京的鼓楼上露宿。同时，他还在北京的各个大学兼职教课。后来，他们又成立了中国地质学会。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了。1918年，著名的考古学者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这个地方发现了古生物化石，还有石斧和石刀。这时候中国的年轻学者袁复礼加入进来——袁复礼刚从布朗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国。“从1921年10月27日到12月1日，安特生、师丹斯基和袁复礼等人一起，在仰韶村的十七个发掘点挖掘出大批彩陶、石器以及一些骨器和蚌器，装满了十一个木箱。……两年后，在《中国远古之文化》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仰韶文化’的概念，确认它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因为许多西方学者一直认为，中国不存在石器时代的遗迹。”但是这又造成了另外一种偏见，就是安特生他们认为：“彩陶很可能是从中亚经由中国西北传入中原的。”所以后来中国的很多考古学者，就在针对这个问题，不断地回击“中国文化西来说”。
在北京的郊区周口店考古的时候，安特生发现了可能是人的牙齿的一个线索。“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古人类学家步达生和安特生是老相识……他和翁文灏商量后，决定向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资金……专门负责周口店遗址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双方约定，古生物标本出土后，由协和医学院保存，并进行研究，但是，所有文物归中国地质调查所所有，必须永远留在中国。”
这里边有两个年轻人非常重要。“1928年，二十四岁的裴文中和三十一岁的杨钟健一起来到了周口店。杨钟健刚刚从德国留学归来，在慕尼黑大学主攻古脊椎动物学，获得博士学位。”裴文中当时是北大毕业，但是他成绩不太好，只能够做“练习生”，薪资也只有杨钟健的三分之一。考古是非常不容易的，要挖几十米深。“（他们）一直坚持到大雪封山，发掘了五百七十五箱化石，找到了两个远古人类的右下颌骨化石，其中一个还有三颗完整的臼齿。”就是说，这个地方很有可能是中国的古人类生活过的地方。
就在这个时候，袁复礼带队在新疆发现了大批的恐龙化石，这在那时候是一个非常轰动的消息。法国有一个报社，因为编辑无知，标题竟然写的是“中国发现了七只活的恐龙”，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实际上不是活的恐龙，而是发掘了大批曾经在中国生活过的恐龙化石。这件事情吸引杨钟健去了西北，留给裴文中的是一个鸡肋一样的考古对象，就是北京的周口店。
“1929年11月底，隆冬来临，周口店的发掘已近尾声，挖掘深度已达到基准点以下22.6米，洞穴仍在延伸，但是越来越狭窄，只能依靠汽灯甚至蜡烛照明。不过，惊喜却接踵而至，他们陆续发现了完整的犀牛头骨、完整的鹿的前肢和水牛足以及一些鬣狗的脊椎骨。不过，决定性的瞬间发生在1929年12月2日下午4点，在松砂和坚硬的填质中，裴文中看到一个圆形的东西，他相信，那是人的头骨。”这就是“北京人”头骨的发现过程。那天他给北京拍电报，说：“顷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他把这个头骨用棉被整个包起来，先烘干，再填充，然后小心翼翼地带回了北京。这就是“北京人”头骨的出土过程。
1930年，实验室的研究员又把那些碎块拼在一起，又拼出了一个头骨，这就有两个头骨了。1935年，裴文中去法国留学，接手周口店继续考古的是二十五岁的贾兰坡。那时候贾兰坡二十五岁，而且只有高中学历，三年前考入新生代实验室，同样从“练习生”做起，但他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年轻人。贾兰坡勤奋到什么程度呢？讲一个例子，那时候他们工人在野外没东西吃，打了一只野狗，要吃这只野狗。别人都惦记那个狗肉，贾兰坡惦记的却是狗骨头。等到同事们把整只野狗吃完了以后，他把所有的骨头收回来，拼成一具完整的狗的骨架。他对于骨头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你想，这是一个高中毕业生，他就是通过不断地自学来进步的。“后来经过两年苦读，他竟能轻松地用拉丁文标注各种哺乳动物的牙齿。”各种哺乳动物的牙齿，他知道它们的拉丁文名称。
在周口店，发掘队只发现了几颗牙齿和三块很小的头骨碎片。这时候，日军又步步逼近。1936年的时候，洛克菲勒基金会只提供了六个月的经费，而且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提供经费了。杨钟健后来就替贾兰坡打算，说要在周口店设立一个陈列馆，到时候请贾兰坡做这个陈列馆的馆长，至少能够让他养家糊口。
“10月22日上午10点，贾兰坡与一场小小的惊喜相遇，在第8层和第9层之间，两块石头中间突然露出了一块下颌骨化石。”这个地方距离裴文中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骨的地点，只有十米左右。“11月14日夜里，又下了一场小雪，次日上午9点，发掘队才开始工作。半个小时以后，一名技工挖出一块核桃大小的碎骨片，随手放进一个小荆条框里。”就是把一个小骨片放到筐子里。然后贾兰坡问是什么东西，技工说“韭菜”，他们把这种碎骨片称作“韭菜”，但是贾兰坡一看这个“韭菜”，就断定这是人的头骨。就是因为他长期对于骨头的这种摸索、熟悉、训练，所以他一看到那个小碎片就认为这是人的头骨，而且这个头骨是被暴力行为砸碎的。于是这些年轻人就赶紧再挖，到当天下午4点15分，又一个头盖骨出现了。
“短短十一天里，贾兰坡率领发掘队发现了三个‘北京人’头骨化石，时隔六年，周口店再度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洛克菲勒基金会听说这件事以后，决定把资助延长三年。这就是周口店考古的过程。那时候贾兰坡每天在口袋里装两根腕骨，他随手一摸，就能摸出这是左手还是右手，就知道摸的是腕骨的哪块骨头。这就叫“不疯魔不成活”，确实就是这个样子。
当时这一代的考古工作者，每天都面临着生死的考验。1929年，一个年轻的地质学者被丁文江派到云南去考察，为了保护化石，被土匪枪杀。1934年，翁文灏在武康发生车祸，生命垂危。1934年，步达生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的时候，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了。1936年1月5日，四十九岁的丁文江在湖南去世。这件事对学界的刺激极大，因为所有人都觉得丁文江是一个天天帮助别人、救别人命的人。他的老友胡适就特别难过，胡适经常回忆起丁文江对他的帮助。翁文灏更难忘记自己出车祸的时候，丁文江怎么样强撑病体（照顾他），甚至都开始为他筹备后事，并且打算收养他的幼子。傅斯年描述：“凡是朋友的事，他（丁文江）都操心着并且操心到极紧张极细微的地步，有时比他那一位朋友自己还要操心得多。”
这人（丁文江）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干家”。英国的著名哲学家罗素（他曾来过中国），曾经评价丁文江：“（他）是我所见中国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在蔡元培眼中，丁文江“是一位有办事才干的科学家，普通科学家未必长于办事，普通能办事的，又未必精于科学，精于科学而又长于办事，如在君先生，实为我国现代之罕见的人物”。所以丁文江应该算是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但在1936年，四十九岁（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
1937年7月9日（大家看这个日子就知道，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两天），周口店的发掘终止，这些学者开始四散。“谢家荣和杨钟健都拒绝了日伪邀请，不得不逃离北平。……作为清华大学地质学系系主任，四十四岁的袁复礼与闻一多等十一名教授一起，带领二百六十七名学生，徒步三千多里，从长沙一路走到昆明。”这就是西南联大传奇的开端。留守周口店的赵万华、郑统宇等三名技工被日军杀害。贾兰坡到协和医学院进修解剖学，就是我前面说的，他衣兜里总是揣着两根人类腕骨来不断地判断、不断地练习。“裴文中在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成为法国地质学会的会员。”裴文中回到国内以后，到燕京大学教史前考古学，一开始有很多人听说这是著名的学者，都来旁听，但后来听着觉得太枯燥了，就走掉了。最后教室里只剩下两个人，其中一个人还是贾兰坡。所以这是一门相当枯燥的学问。“翁文灏出任了经济部长，兼任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
这些学者开始在战乱中四散，但是周口店发掘出来的这些非常珍贵的“北京人”头骨，还都在协和医学院里藏着。后来这些头骨保不住了，怎么办呢？他们就向美国公使馆申请保护。美国公使馆一开始拒绝，但是后来经过多次的磋商同意了，决定让哈德逊总统号把这几个头骨运到美国，战后再送回中国。就在准备上哈德逊总统号之前，这几个头骨先被运到了美军的秦皇岛军营，结果秦皇岛军营被日军攻陷了。自此，这五颗周口店的“北京人”头骨全部遗失，后来经过很多次的追寻也没找到。
曾经有美军士兵说，他们在开枪的时候，用这个箱子做过垫机枪的垫子，但是始终没有找到过真正的头骨。好在头骨还在协和医学院的时候，他们做了模型，这个模型和原来的头骨是完全1:1的等比例复制，所以我们今天所能够看到的都是“北京人”头骨的复制品。1966年5月4日和5月5日，在周口店又出土了一个枕骨和一个额骨，两个小碎片。这两个小碎片和之前发掘的周口店的头骨能够严丝合缝地拼在一块儿，这对于前辈学人也算是一个告慰了。
接下来要讲到清华国学院。今天你走在清华大学校内，能看到有一组四个人的雕像，这就是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分别是谁呢？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关于陈寅恪（què）先生名字的发音，一直都有争执，有人说应该念陈寅恪（kè）。除了这四大导师之外，还有一位讲师就是李济。李济之所以做讲师，不是因为他地位不够高，而是因为李济需要做考古，他要花大量的时间在外面跑，没法儿在学校里待着，因此国学院就给了他一个特别讲师的身份。这五位教授的薪资一样，都是四百大洋。
王国维是经胡适力荐，推荐给清华学校的校长曹云祥的。曹云祥是哈佛大学毕业的，他希望把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真正地转变成清华大学，所以胡适向他推荐了王国维。“他（王国维）也实在不能算是老派学者，不仅精通英文、德文、日文，翻译过康德、拜伦和叔本华的作品，而且早年还曾用叔本华的学说研究《红楼梦》，这称得上近代中国以西方思想阐释中国经典的开山之举。此后，他的研究领域更是横跨文学、美学、历史、哲学、金石学、甲骨文和考古学。不过，这位思路新锐的学人，却一直以清朝的遗臣自居。”就是王国维一直留着辫子，他曾经被溥仪应诏出任“南书房行走”，还曾经“加恩赏给五品衔”，“着在紫禁城骑马”。但是他的学问确实很新，而且中西贯通，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
梁启超先生更是大名鼎鼎。
“他十七岁拜康有为为师，二十岁出头就以一支笔名动京师。‘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东渡日本，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继续以言论主导时代。……他创办‘共学社’和‘讲学社’，译书，出版，建立图书馆，邀请海外学者到中国讲学，开启民智。英国思想家罗素、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和印度诗人泰戈尔先后应邀来到中国。”这些人来中国，都是梁启超请的。“美国教育家杜威更因‘讲学社’力邀，决定在中国多留一年。”
梁启超后来给自己锁定了三所学校：上海的中国公学、天津的南开大学、南京的东南大学。他说自己这叫“狡兔三窟”，有这三个学校可以讲学。结果在1925年2月22日，春暖乍寒之时，吴宓揣着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聘书，在饮冰室门外候着。大家知道，梁启超先生的书叫《饮冰室文集》，他的书斋叫作饮冰室。梁启超其实从1922年开始就在清华兼课，包括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来自他的一次演讲。所以后来梁启超很高兴，说“三窟之外再得一窟”，他把清华视作是自己的“第四窟”。这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
还有一位是陈寅恪先生，他被称作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我们一般人留洋三年、五年，长一点的话十年、八年，陈寅恪留学十八年。“陈寅恪出身名门，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是‘戊戌变法’时的新政重臣，父亲陈三立则与谭嗣同等人并称‘维新四公子’。陈寅恪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和美国留学十余年，却无意浮名，只是一味读书，没有攻读学位，也没有著述。”他什么都不要，因为这人叫“公子之公子，教授之教授”，就是他非常喜欢读书、学习。当时的清华教务长张彭春坚持认为，陈寅恪没有资格做教授，因为他没有学位，不能为他降低标准。吴宓极力申辩，他认为陈寅恪太厉害。“吴宓非常了解陈寅恪，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他和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吴宓当时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在他的极力主张下，陈寅恪被请回了国内。
还有一位就是赵元任先生。我前两天刚看过赵元任先生的一个传记，实在是太有意思了。这个人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有一次在茶话会上，赵元任把十几个学生的杯子收过去，用这十几个杯子敲击出一首乐曲。他是一个语言学家，他对于声音的敏感度是异乎常人的。赵元任比陈寅恪还要年轻两岁，那个时候赵元任大概只有三十三岁，但是聘请赵元任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做导师，人们没有任何异议。“他在1910年以第二名考取第二批‘庚款’留学生，前往美国，广泛涉猎物理学、数学、哲学、语言学和音乐，八年后在哈佛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其实是一个兼及数学、音乐、哲学、心理学、物理学、语言学的‘文艺复兴式的智者’。”
罗素访华的时候，赵元任给罗素当翻译。那个时候中国的普通话还没有普及，所以如果用普通话给各地的民众演讲，民众很有可能是听不懂的。所以赵元任能够做到到一个地方，只要几天时间就能够学会当地的方言，并且能够面向大众做这样的翻译。你知道赵元任到晚年对于语言学（尤其音调）的掌握到了什么程度吗？他给美国人表演“倒念英文”，比如How
Old are you（你多大了），你把这句话的发音倒着念一遍，你会发现这很难。他是把一整段的英语倒着念一遍，念完以后用录音机录下来，正过来播放，没有差错，他能够做到这样的程度。所以，赵元任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教授。
再加上中国考古之父李济，这五个人凑在一块儿形成了国学院。“（他们）结成了一个松散的学术共同体。他们中有晚清遗民，有共和斗士，有新派学者，也有传统士人，政治立场和学术兴趣不尽相同，甚至不时相互抵牾（产生矛盾），是国学研究院提供了一片相对自由宽容的空间，让他们可以心无旁骛，专注学术。”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学术乌托邦，每个教授都有非常鲜明的风格。
有很多学生回忆说，他们问王国维问题的时候，王国维懂的就立刻回答，不懂的地方王国维就说“这个我不懂”，就是一个教授经常会说“这个我不懂”。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后来回忆他当年的老师，说他写了一篇论文交上去以后，被梁启超先生大力地表扬，说这篇文章写得真好；但是到了赵元任先生那儿，赵元任先生逐条地批复“这一条不严谨”“那一条有问题”，最后给他留了一句终身的座右铭——“言有易，言无难”，这句话被王力先生当作一生的座右铭去信奉。“言有易”，就是说做学术，你要想说一个东西存在，相对比较容易，你去田野考察，找到了就行；但是如果你凭空地说一个事不存在，这是需要长时间论证的。这是王力那时候所受到的训练。
1926年，李济和袁复礼到山西西阴村考古，发掘了大量的古代的碎片，要运回北京。但是当时的官员不明白他们在干什么，为什么非得把这东西运回北京呢？他们找了很多的人去说情、疏通。直到最后，有一个车站的小官吏说：“放行吧，放行吧，大概是拿回去化验和提炼。”“化验”和“提炼”这两个词，是车站的一个小官吏讲出来的，是为了给他们放行所找的借口。但是李济听到这个词，觉得说得很好，说我们从考古当中所发现的这些东西，就是要做化验和提炼。这是特别有趣的花絮。
整个清华国学院为什么在历史上只存留了四年的时间？转折点要从1927年6月2日讲起。这一天，很多学生都跑来找吴宓，说有没有见到王国维先生。大家都在找王国维，没有找到。王国维在6月2日这天投湖自尽。为什么会出现这件事？当时的背景是北伐战争快要打到北平了。
“吴宓突然想起，十几天前，王国维曾来找他和陈寅恪商量，一旦北京沦陷该何去何从。当时，吴宓建议他暑假去日本，陈寅恪则劝他搬回城里居住。王国维却坚定地告诉两个后生：‘我不能走。’还有一些人劝他剪掉辫子，以避风头。他却回答：“这条辫子只能等别人来剪，我怎能自己剪掉？”原来那时王国维就已下定了赴死之心，所以才会在这些天里不动声色地预先做好一切安排——悄然交接好学校的各项事务，把学生们的课卷也都评阅妥当，随后才放心地在遗嘱中写下这样的话：‘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读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里也讲到了这段历史，他说王国维的去世还有很多私人的原因，非常复杂。
“第二天，吴宓才在鱼藻轩见到了王国维。”就是王国维到颐和园投湖自尽。“王先生遗体卧砖地上，覆以破污之芦席。揭席瞻视，衣裳面色如生，至为凄惨。……陈寅恪与吴宓率先向前，不是鞠躬，而是匍匐跪拜。”他们用古老的传统方式，向王国维行了大礼。“王国维被退位的溥仪赐了谥号‘忠悫’，这个落第秀才的名字也终于被收入《清史稿》，位于列传第二百八十三。寥寥三百余字。”后来清华国学院的同事们，为王国维在清华大学立了一块碑。今天你走进清华的二校门，依然可以在左手边找到这块碑。碑上写：“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写碑文内容的是陈寅恪，设计这块碑的形制的是梁思成。
在王国维投湖自尽以后不多久，梁启超的身体也出现了变故。那时候他尿血，到协和医院去看病，协和医院决定要给他切除掉右肾。结果右肾被切除了以后，他依然尿血不止。梁启超后来在报纸上告慰读者说：“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十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他希望国人不要怀疑或迁怒于西医，不要因他的生死而抗拒现代医学。
梁启超后来说“我极舍不得清华研究院”，他还是对清华研究院非常有感情的。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每天读稼轩词苦中作乐，还在不断地研究辛弃疾。“1928年11月27日，梁启超再次被送进协和医院，经化验，他的痰中有一种罕见的病毒，此前只在美国威斯康星发现过。他自知去日无多……要求家人‘以其尸身剖验，务求病原之所在，以供医学界之参考’。”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松开了紧握的拳头。这是第二位巨星陨落。
这时候赵元任在全国各地进行吴语方言的调查，进行统一国语运动。很多人不明白，说那个时候中国最需要的难道不是勘探、交通，为什么需要语言学的研究？语言学的研究对于救亡图存到底有什么作用呢？“钱玄同曾把国语运动视为‘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一味圣药，因为有了国语，全国人民才能互通情愫，教育才能普及，人们的情感思想才能够表达’。”语言学的研究，尤其是普通话的普及，能够使国民更好地团结在一起，更容易完成教育，更容易产生文化的认同感。
所以你想，四大导师中两位去世，赵元任长期在外考察，李济长期在野外科考，只剩下陈寅恪一个人独木难支，他一个人根本带不了那么多学生。后来傅斯年回国，在广州创办了史语所（就是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后，把陈寅恪、李济、赵元任都聘请到了史语所。傅斯年用了一个词“狼狈为善”，他喜欢开玩笑，他说狼和狈是相互合作的，相互合作不一定非得“为奸”，也可以一起做点好事，所以叫作“狼狈为善”。这就是整个清华国学研究院大概的历史，一共四年的时间。
那么接下来就到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史语所成立后，在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安阳殷墟的考古发现。这要从1928年8月13日，董作宾来到安阳小屯村开始说起。安阳当地的人喜欢收集“龙骨”（甲骨），把它们当作中药的一味材料。当董作宾来到这儿以后，发现“龙骨”上全部都刻了字，有大量的甲骨文。董作宾喜欢用河南话喊“老天爷”，说这个要赶紧开发，他就赶紧找傅斯年申请要钱。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闯将，后来到欧洲留学。他在1928年成立了史语所，讨来了一千银圆，用这一千银圆资助董作宾开始发掘。
1928年10月13日开始发掘，开始的时候相当不顺利，因为董作宾是一个受金石学熏陶长大的人，他的考古重点根本不在于考古的发现，而在于甲骨文的研究。那个时候的学者为什么开始重视纸上和地下的结合，就是因为：“1920年代，一些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中国欲求真正的复兴，必须追本溯源，理清文明嬗变的轨迹，才能以古鉴今，重塑文明的新格局。在现代语境下，国家意识的苏醒催生了对民族身份的探寻，学界首当其冲。”所以傅斯年当时有一句话，讲得特别有意思，叫“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从《长恨歌》中化用了一句，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就是希望纸上和地下的研究能够配合在一起。
之后李济从清华加入史语所。李济是人类学的博士，所以有这方面的根底。他带来了一些年轻人，包括王庆昌、裴文中。大家听到裴文中这个名字觉得很熟悉，裴文中是先到了殷墟，在殷墟表现不好，又被派到了周口店，结果没想到在周口店竟然有了人生重大的发现。当时有很多地头蛇，因为看到来了这么多的学者，进行大规模的开发，他们就认为殷墟这个地方一定有宝贝，所以到处乱打洞，这件事情让学者们非常头疼。他们还要带着武装，有时候会与盗墓贼交火。然后一次又一次地考察，安阳考古进行了十几次。
1936年6月12日，石璋如领队的这一次考察，挖出了著名的YH127大坑，当时龟甲无穷无尽，好像通过在现场的考察挖掘不完。最后他们想了一个办法，把整个灰土柱刨出来，一直运到南京，在南京保存，然后一点点地进行拆解和考察。这个灰土柱有多重？七十个民夫抬不动，能够把火车的车轴压断，在搬运的过程中经常会碰伤别人。这是武丁时期的甲骨灰土柱，产生了很多重大的发现。“从1928年到1937年，史语所考古组对殷墟进行了十五次发掘，不仅为中国的现代考古树立了典范，而且直接改写了世人对中国历史的认知——大量的出土文物将中华文明的信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这也顺势回击了之前安特生说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并且（通过小屯出土的青铜器）发现，商朝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了铜器时代。
在这个过程中，梁思成的弟弟，就是梁启超先生的另外一个儿子梁思永，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与此同时，赵元任在全中国进行方言地理的调查，梁思永发掘了昂昂溪史前遗址，史语所和山东大学联合在城子崖遗址发现了我们今天知道的著名的龙山文化，这都是那一个时期的重大发现。
接下来，抗战爆发。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战全面爆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先是到了长沙，然后从长沙去了昆明。陈寅恪右眼失明，在离开北京的时候，让他的女儿一遍一遍地背诵长沙所投靠的亲戚的地址。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们身上不敢带纸片，一旦被日军搜查出纸片，这就是很严重的事，很危险，所以必须要靠脑子把地址记住。所以他一遍一遍地让女儿背诵，万一路上走失，要确保女儿能够找到长沙的这个亲人，然后开始上路。
赵元任和他的夫人带着四个女儿，也开始了南下之路。李济、梁思永、董作宾他们和史语所的“十兄弟”在长沙话别。史语所用了这么多年，培养出了“十兄弟”。“短短几年之间，‘十兄弟’与他们的师长和同仁一道，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包括殷墟的十五次发掘、山东城子崖……等等。人生终究难逃一别，只是这场别离来得太过仓促。”就是他们各奔东西。
赵元任之前一直收到美国很多大学的邀请，他都拒绝了。但是来到昆明以后，赵元任带着四个女儿确实压力很大，他决定接受夏威夷大学东方研究所所长孙启礼的邀请。1938年初夏，他决定去夏威夷任教。“临行前，流寓云南的朋友们纷纷来到昆明送别。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夫人特地从蒙自赶来，送给他一个气锅，盖子上有四个字——‘故国可家’。”他在夏威夷大学待了一年，次年前往耶鲁大学任教，出版了《钟祥方言记》，然后又出版了《湖北方言调查》。“1945年，他当选美国语言学学会会长，英语不是他的母语，但他却作为一名异乡客领袖群伦，堪称传奇。”赵元任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大学者。
陈寅恪在这期间收到了牛津大学的聘书，但是未能成行，因为欧洲战场已经打起来了。“凭借手头一本眉注本的《通典》，他还是在1939年完成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就是他没有资料，没有太多的书，就找到一本书也要做研究。“凄风苦雨之中，依靠在昆明买到的一部《新唐书》，他又完成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而且为了摆脱苦厄所带来的痛苦，他写出了《元白诗笺证稿》。这个“公子之公子，教授之教授”，到后来整天为了几张纸，向别人写信讨要。就是他没有纸，希望别人能够给他一些纸用。
1944年12月12日，他的左眼也失明了。陈寅恪最后是双目失明。“老友吴宓到医院探望，陈寅恪还忍着创痛向他详细描述《故宫博物院画报》各期刊载的曹寅奏折，认为有很多资料可以用来考证《红楼梦》后四十回也是曹雪芹所作。”真是令人感动。
那个时候，傅斯年带着这样一群史语所的学者，拖家带口地逃避战乱，他就想什么地方才能够给他们放下一个安静的书桌呢？他想到一定要找一个地图上没有的地方。就是地图上能够看到昆明这个地方，所以会遭到轰炸。如果有一个在地图上没有名字的地方愿意收留我们，这个地方就安全很多。后来他找到了四川的李庄。今天大家可以去李庄旅游，我去过，李庄确实是……它叫中国李庄。那个时候李庄没有名气，但是在当年没过多久，如果你在一封信上写“中国李庄某某某收”，就能够寄得到。就是因为这些学者全都迁到了李庄，包括史语所，以及我们后边要讲到的中国营造学社，还有同济大学，都迁到了李庄这个地方。
史语所的落幕，要讲到1950年代。1950年，傅斯年兼任着台大的校长。在12月19日那个寒冷彻骨的冬夜，他的夫人俞大彩后来回忆——你想傅斯年的地位很高，而且是大学校长——傅斯年跟他的太太讲，说：“等我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他的裤子甚至不足以御寒。傅斯年说着忽又起身，絮絮叨叨地向妻子说：“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余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
第二天，他开了一天的会，下午5点40分，又在会上遭到他人的质询。之后，他再次上台说：“我对有才能，有智力而贫穷的学生，绝对要扶植他们。”说着说着，突发脑出血晕倒在台上。夜里11点20分，五十四岁的傅斯年在台北去世。他被称作是“中国现代学术界的设计师”，同时又扮演着工兵般的角色，整天在为大家争取研究经费，解决同仁的安全问题、生活问题。这是傅斯年落幕的过程。
1954年，梁思永在北京去世。梁思永去世以后，有一段非常感人的插曲。梁思永有一个学生，就是我们说“十兄弟”之一的高去寻。高去寻看到梁思永留下了一个遗稿，写了二十多万字，还没有写完，叫作《侯家庄》，它是关于侯家庄考古的学术书。高去寻对于侯家庄并没有特别大的兴趣，但是他看到老师的遗稿只写了不到一半，他决定要为老师把这本书写完。
“这个决定，耗尽了高去寻的整个余生。从1959年直到1991年去世，三十二年间，他都在重复着这件庞杂而烦琐的工作。”就是他一件一件地寻找器物，对照，然后写下来。“《侯家庄》系列发掘报告一本接一本出版，每一本都重达十几公斤。高去寻几乎全凭一己之力编撰了三十二年。然而，在每一本发掘报告的扉页上，他都写上‘梁思永遗稿，高去寻辑补’。”这真是太让人感动了。他的老师其实只写了二十多万字，但是在之后的几十本当中，每一本都写着梁思永遗稿，他作为学生高去寻，只是梁思永身后的一个影子，帮助老师完成了学术的大作。这就是整个史语所的经历。
接下来，我们最后要介绍的机构就是中国营造学社。中国营造学社其实主要讲的就是关于《营造法式》这本书。1925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建筑系四年级的学生梁思成，收到了他爸爸梁启超寄来的影印本《营造法式》。梁启超告诉他：“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1919年《营造法式》突然重现人间，成为一本天书——这是北宋时期的建筑师李诫写的一本书，有大量的插图，画着中国古代房屋的构造。但是现在的工匠和学者无法破解这些图，所以大家觉得这是一本天书，感觉很难读懂。
那个时候梁思成在宾大，他的未婚妻林徽因也在宾大，但是因为宾大建筑系不招收女学生，林徽因自己只好暂时学美术，但一直旁听建筑系的课，还因为才华出众，一度在建筑系做助教。你想，这人多了不起，不收她当学生，她直接当助教。“两人成婚时，特地把婚期定在三月二十一日，就是为了纪念《营造法式》的作者李诫，因为那一天是宋代为李诫所立碑刻上唯一的日期。”大家知道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吗？叫梁从诫先生。为什么给儿子起名叫“从诫”？“以示终生追随李诫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决心。”好有理想。
那个时候，中国的建筑界受到日本人伊东忠太的“挑衅”。1930年6月，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太在建筑界发表了一个演讲，他说：“中国学者应当以调查、研究文献为主，而对中国古建筑遗存的研究，则应由日本学者代劳。”这句话让中国学界特别愤愤不平。伊东忠太认为中国人没有走田野的能力，所以交给日本人来干这件事就好了。而且日本有唐朝以前的建筑，就是日本有很多上千年的建筑。梁思成和林徽因就立志要在中国的田野上找到唐代的建筑。
那时候朱启钤正好成立了营造学社，邀请了梁思成。梁思成回国后，先在东北大学创办了建筑系。刘敦桢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机械科和建筑科，回国后在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1931年和1932年，梁思成与刘敦桢相继辞去教职，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分别担任法式部主任和文献部主任。”对于《营造法式》的研究，终于要从纸上转移到地上了。
那时候，梁思成和林徽因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田野考察，先是去了河北，后来到了山西。“1932年春天，梁思成带着在南开大学读书的弟弟梁思达，一路前往河北蓟县。独乐寺没有让他们失望。这座寺庙建于辽圣宗统和二年，比唐朝灭亡晚了七十七年，但是比《营造法式》的刊行早了一百一十六年。”
“在后人想象中，梁思成等人的旅程仿佛诗意盎然。……事实上，诗意只是苦尽以后的回甘，考察之路其实无比艰辛。”就是他们经常没地儿住，没水喝，没饭吃，要解决的是这些生存的问题。“1933年，当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莫宗江等人在秋雨中抵达大同，曾经的北魏故都、辽金陪都，竟找不到一间可以住的旅馆。”就是他们没地儿住。后来幸亏是当地有一个朋友，在家里给他们安排了一间房间。然后他们在大同考察了华严寺，虽然他们之前看过华严寺的照片，但是依然“同声惊讶叹息为巨构”。他们把山西视为“木质古构的富饶温床”，就是在山西真是找到宝。
然后他在应县发现一座辽代的木塔，他一直梦寐以求想要去应县。今天大家觉得要去应县，抬脚不就去了吗？但那个时候连公路都不通，怎么去啊？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他怕白跑一趟，所以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梁思成给应县随便寄了一封信，这封信上写的什么呢？叫作“探投山西应县最高等照相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随便投一下，帮我送到应县水平最高的照相馆，送到那儿以后，信上说，能不能帮我拍一张应县木塔的照片，我先看这张照片，再决定要不要跋涉到应县去。结果没想到这封信还真的被照相馆收了。照相馆就帮他拍了一张照片，并且不要钱，只是希望得到一些北平的信纸和信笺。这个照相馆的人也是一个高人。
后来梁思成他们看到这个照片以后，立刻决定到应县去。“几天前在华严寺和善化寺发现的三十多种斗拱，已经让他无比震惊……而与它们相比，应县木塔简直是一座斗拱博物馆。”所以他非常兴奋地在应县木塔上考察。应县木塔很高，他爬在那个顶上考察的时候，突然一个炸雷在耳边炸响，他差点手一松从塔上掉下来，就是这个考察过程非常艰难。
1934年的时候，费正清夫妇要跟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块儿到山西考察。“这个夏天，他们走访了太原、文水、汾阳、孝义、介休、灵石、霍县、赵城八个县，调查了三四十处元明时期的古建筑。一路上辗转奔波却又惊喜连连。山西的日子仿佛永远也过不完。……他们阅尽了沿途的寺庙道观，却仍心存奢望。他们想要证明，在中国大地上仍存在着唐代木构建筑，但它依然远在天边。”想找到一座唐代的建筑，真的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
“1937年6月，他们再度启程，第四次前往山西，寻找梦寐中的唐朝。”这一次他们来对了地方。他们到了五台山，没有进台怀镇，而是到了佛光寺。他们在佛光寺不断地寻找，后来林徽因在房梁上看到了一行字：“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然后她突然想起在殿外的石经幢上看到了一些关于官职的记录，于是决定重新读一读经幢上的文字。在经幢上，她发现一行相仿的字——“女弟佛殿主宁公遇”。经幢是唐朝大中十一年立的，那一年是公元857年。就是大家都看到这个佛光寺的殿里有一个跟其他佛像格格不入的女子像，世俗装扮，别人告诉她那是武则天。实际上那个世俗像的女子是当时的供养人宁公遇。这件事情破解了这个大殿的历史，这个大殿是唐朝的建筑。他们终于为中国找到了一座千年的唐朝建筑，它“斗拱雄大，出檐深远”。这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当时所做的学术工作。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他们也同样到了昆明。之后他们也跟随史语所一块儿到了李庄。在李庄的时候，大家回忆说梁思成有一天跟他的孩子讲：等将来胜利了，一定要美美地喝上一顿番茄蛋花汤。就是连番茄蛋花汤都成为一个奢侈的东西。
1943年初夏，李约瑟也到了李庄。李约瑟在李庄的时候，想考察这些科学家的研究室，说“你们在这儿怎么做研究”，别人把他带到了童第周的实验室。童第周是一个生物学家，他用来做实验的唯一设备，就是一个简陋的显微镜。他观察的对象就是一缸金鱼，唯一的实验对象就是金鱼。所以李约瑟觉得这些大学者们也像是被困在沙漠里的金鱼一样，被困在了李庄，但是他们给李庄带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
1945年，梁思成启程前往清华，十五年的营造学社落幕。后来他又在清华建筑系做了系主任。1955年，林徽因病逝。“人生中的最后六年，她参与设计了国徽、八宝山革命公墓主体建筑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林徽因的墓碑，是由梁思成设计的。他在碑上留下七个字——‘建筑师林徽因墓’——为爱人一生盖棺定论。”1968年4月30号日，刘敦桢因病不治去世。四年后，梁思成孤独地闭上了眼睛。这就是营造学社的整个经过。
读这本书是为了向前辈学人致敬，让我们知道哪怕在乱世之中，学术研究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需要学会尊重常识，尊重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最后我们用丁文江先生的一段话作为结尾，他说：“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工作，就像你永永不会死一样。”这本书从丁文江开始，到丁文江结束，让我们知道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端。期待着我们的学术界会出现更多的大师。
谢谢大家，我们下本书再见。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