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起步》读书笔记(349/FD262)

爱我羊 2020年7月18日15: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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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起步》读书笔记(349/FD262)

【本书价值】

哲学似乎很高深,但它却植根于生活。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这是三个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我们人生的根本问题。

立足这三个问题,著名学者邓晓芒将对它们进行深刻地探索与剖析,告诉我们,人类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

在这里,我们获得的不仅是深入哲学殿堂,更是认识自己,认识人性,认识世界的智慧。

【你将获得】

认识并进入哲学堂奥

了解我们从哪里来

更好地认识我们是谁

明白我们要到哪里去

【作者简介】

邓晓芒

哲学家、美学家和批评家。1948年生,1982年硕士毕业后长期在武汉大学任教,2009年12月起担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德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专攻德国哲学,同时研究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等。

【精彩选段】

1.如何理解人,就如何理解哲学;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哲学。P.7

2.一个有自我意识、有独立人格的人,会在自我反思、自我拷问时陷入一种智慧的痛苦之中,他会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内在矛盾性。P.185

3.我们作为人,在这个世间走了一趟,我们看见了什么,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对自己是否把握到了,这些才是最重要的。P.194

4.有理性的人对待压迫和恶应当像对待一场“鼠疫”那样,不带个人情绪地加以抵抗;或者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那样,不计成效地做韧性的战斗,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这种战斗。P.288

注:上述页码为句子在实体书中所在的页码。——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哲学起步》读书笔记(349/FD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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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三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三个终极的问题解决不了。

樊登:我们请到了,在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最受欢迎的哲学教授,邓晓芒老师。

欢迎您,邓老师。

邓老师的这本《哲学起步》,是他在学校里边给非哲学专业的本科生上的一门哲学课。在书的封面上就写了要解决这三个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

为什么在您这三个问题里边,把我们是谁放在第二个?因为我们平常常说的都是先说“我是谁”。

邓晓芒:因为要解决我是谁的问题,首先要解决我从哪里来的问题。

樊登:这个问题在先。

邓晓芒:这个问题在先。就是说一个事情,你要了解它的本质,你必须要看它是怎么来的。比如说我们要了解一个人,我们要看一个人,不能看他的外貌,必须要知道他的过去,他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来的。然后我们才能知道他是谁,这是一个哲学的问法。

樊登:所以这本书从一开始,就特别吸引我,就是我们过去都认为说,人和其他的动物最根本的区别,是在于人会用工具。

邓晓芒:对。

樊登:但是邓老师提出来说,他认为这个用工具,并不是人和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因为也有很多动物会用工具,像猩猩就会用那个树枝掏白蚁,这么吃。邓老师认为,人和其他动物,最本质的区别是人携带工具。携带工具才带来了人的直立,工具的进化,进而工具形成人的符号等等。

您是为什么讲哲学课,要从人是怎么区别于动物这儿开始的?

邓晓芒:因为自从康德以来,我研究康德这么多年,康德哲学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是以人为中心来谈哲学。所以它是人类学的,它是哲学人类学的。

那么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来谈哲学,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来了一个哲学界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樊登:颠覆。

邓晓芒:对,一个颠倒。就是不是我去认识那个对象,而是我所认识的那个对象,都是我建立起来的。客观的东西是主观所建立起来的,那才是真正的客观。如果没有主观,那个客观你是不知道的,有没有都不知道。

樊登:所以应该先研究主观?

邓晓芒:先研究人。先研究人就必须要搞清,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怎么样到哪里去。

樊登:那咱们就先说说,人到底是怎么来的。您给大家论证一下,为什么携带工具这么重要?

邓晓芒:这个以往的人类学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应该是说我初次发现了这一点。为什么我能够初次发现这一点?是因为我从哲学的眼光,来看待人类起源的问题,而以往的人类学家,都是从一种自然科学和动物学的眼光、进化论的眼光,从表面现象来描述人类是怎么产生的。那无非就是人是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

但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发现黑猩猩也能制造工具,而且近些年人们也知道了,乌鸦和鹦鹉都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

樊登:对。网上有一个视频特别夸张,就是描述这个乌鸦欺负各种各样的物种,就它的大脑,好像比别的鸟聪明得多。

邓晓芒:对,从大脑占身体的比例来说,它是最聪明的。所以我就考虑,这个制造和使用工具,这恐怕单这样子不行。因为自从英国的科学家珍妮·古道尔发现黑猩猩,也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以后,这一条基本上就被大家否定了,被学界否定了。因为你不能把黑猩猩也称之为人。

如果你要把它称之为人,你得有一系列的论证。所以这个就存疑。

很多人就找很多别的理由,什么外星人,或者是从海里面进化来的。

樊登:亚特兰蒂斯人。

邓晓芒:对,然后很多奇奇怪怪的说法,我就觉得这些说法,都是非常表面地从单纯的科学技术的眼光来看,没有从哲学的眼光看。你从哲学的眼光来看,就发现,人在制造和使用工具以后,他还带着工具走。

他为什么要带着工具走?带着工具,有些石器很重的,要耗费多余的体力,我就觉得他肯定是对这个工具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跟黑猩猩不一样。

樊登:黑猩猩掏完了,它就扔了。

邓晓芒:就扔了。但是人把工具带在身上,他就有一种感觉,觉得这个工具是我的一部分,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不能把它丢掉。我要用它来对付猛兽,对付开路等等各种各样的需要。就像用我的手一样,我没有像野兽那样锋利的爪牙,但是我有石头、有工具,所以携带工具这样一个举动,就使得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一下子变得亲密起来。

就是自然界是我的一部分,而原来的黑猩猩虽然也用了工具,但是那工具不是我的一部分,我把它扔了,到时候再去找。

樊登:人反倒用工具实现了天人合一。

邓晓芒:实现天人合一。

樊登:我们和自然界融为一体了。真有意思。

邓晓芒:而且人的工具比黑猩猩要复杂,要难制造得多,比如说石器要打制打磨,所以扔了很可惜。你下一次再要来做,临时有事做不来,要花时间。

樊登:可能也正是因为要携带,所以才有了进化的机会,他才要不断地改造那个东西。

邓晓芒:对,所以这样一来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说人如果四肢着地走路的话,这个工具携带不了,他必须要腾出手来。腾出一只手,或者两只手来拿工具。一只手拿工具,你就四肢就走不了了。

樊登:三个脚走不了。

邓晓芒:对,那你就跛行了。你就必须要两脚着地来走路,而且失去了爬树的功能,上树的功能。你手中有了利器,可以对付任何猛兽,可以追逐任何动物,这个带来的好处,要比那个损失要大,所以就传下来了。

怎么传下来的?我那个书里面还没有讲到这一点,后来才想到这一点。通过按照进化论的方式看,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性选择。就是说两性选择,用进废退已经被否定了,比如说我用得多,它就传下来了。

樊登:对。

邓晓芒:遗传没有作用的,但是性选择是有作用的,你两足行走手里拿着石器,比那个四脚着地爬,在这个雌性的猿人看起来要酷得多,要有魅力得多。于是它就传下来了,是这样传下来的。

樊登:这个自然选择里边,其实有三种选择方式。这个刚好给大家可以普及一下。

第一个,个体选择,它个体的形态跟别人不一样,那它能够留下来。

第二个,集体选择,就是它有群体性的行为。你像蜜蜂这些东西,它是群体性的行为选择下来。

第三个,性选择,就你在性的交配的几率上的优势带来了一个选择的机会。所以人是通过性选择这种方式留下来的。

邓晓芒:对的。

樊登:这就是我们在哲学的开篇所需要了解的人从哪儿来。

邓晓芒:对。

樊登:哲学就是为了解决这三个问题吗?

邓晓芒:当然这三个问题,涉及到很多的问题,就是不光是人在生物学上面是怎么产生出来的,而且涉及到人的精神、人的历史、人的社会、人的语言,以及人的自由意志等等这些东西是怎么产生出来的,涉及到可以说是哲学的所有的问题。

樊登:我看到您这里边,用了很大的篇幅在讲关于历史这件事,这就是我们从哪儿来嘛,那从哲学家的角度,我们怎么看待历史这件事。因为我们平常说到历史,那似乎就是故事、年代。

邓晓芒:过去了的事情。

樊登:那哲学是怎么看待历史的?

邓晓芒:可以讲过去了的事情,只对人来说有意义。为什么有意义?是因为过去了的事情,代表了过去了的人,以及他们所携带的过去了的文化,那么我们今天,生活在他们所带来的、过去了的文化之中。我们生活在传统之中。这对我们今天肯定是有意义的。

所以,历史才能够传下来,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携带的信息,历史完全可以丢掉,过去了就让它过去。我们重新开始。

但是因为我们,摆脱不了我们的传统,尤其是摆脱不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语言,我们还是说的几千年前、几万年前,老祖宗给我们创造的文化,创造的这一套语言系统,包括汉字系统,包括语音系统。

所以我们跟历史是割舍不开的这样一种关系,因此我认为,历史学不是单纯指过去的事情。历史学就是人性学或者人性论,历史学是人学。

当然文史哲都可以说是人学,有的人说文学是人学,哲学是人学,那么历史也是人学,都是有关人性的,因为人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樊登:所以我们人类之所以重视历史,其实是有了它的哲学含义的。

邓晓芒:对。

樊登:因为只有人才会从历史当中吸取那些经验教训,和留下来的东西。动物永远活在当下。

邓晓芒:对。

樊登:这就是我们从哪儿来,我们只是露了冰山的一角,让大家知道说历史,还有我们人类的进化这些东西。那我是谁,这怎么定义?

邓晓芒:我是谁是一个很扎心的一个问题。

樊登:很扎心的问题。

邓晓芒:对,就是每当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每个人内心恐怕就会一动。这个特别是在那些作家,小说家他们那里,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到底是谁,这个小孩子反而觉得我就是我嘛,我叫我自己名字就行了。但是你稍微有了一点生活经历,你就会发现,你本来以为自己是的那个人,根本不是的,还有更深的东西。

所以讲到这个自我意识,这个问题,也是哲学界一个历来讨论的热点,什么是自我意识。

所以我提出来一个所谓的怪论,很多人都觉得不可理解的。就是自我意识的自欺本质,就是自我意识实际上是自欺。自欺不是贬义的,每个人当然有贬义的自欺,但是每个人都免不了自欺。

自我意识就是把自己当别人看,同时又把别人当自己看。我把自己当成一个对象来看,这就是自我意识。

樊登:所以就像心理学里边讲的,叫我是我的观察者。

邓晓芒:对。

樊登: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就是把自己当别人看。

邓晓芒:对,当对象看。

樊登:这也是自欺的一种?

邓晓芒:动物比人差就差在它不具备这种自欺的能力。所以西方的人类学家有的人,给人下定义,就是人是能够自欺的动物。人是能够作假的动物。就是说他把自己当对象,他知道自己不是对象,他把对象当自己,看那个对象,他就有一种移情的冲动。艺术家就是这样的,艺术就是有意识的自欺。你明明不是他,但是你姑且把自己当作他。

樊登:这个后来研究说是,因为我们大脑当中的镜像神经元。因为人的大脑当中有很强的镜像神经元。所以你看到别人吃酸梅,你的嘴里都会流口水,就是把对方当自己看。

邓晓芒:对。

樊登:这也是一种自欺。

邓晓芒:对,这个当然是从生理学和心理学上面来讲的。我从哲学上来讲,就是说自欺是人的心灵的本质结构,包括我讲的所谓符号,语言就是一种符号。我用一种发音来代表某个对象,我明明知道这种发音不一定代表那个对象,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说法。

樊登:对。

邓晓芒:但是我姑且把它当作那个对象,我教我的孩子,就是把这个东西当成那个对象,于是孩子就学会了。

樊登:这是一种共同的自欺。

邓晓芒:共同的自欺。

樊登:就是大家都约定把这个叫杯子,其实这肯定不叫杯子。这东西叫什么不知道,但是大家都互相欺骗,我们都把它叫杯子,就行了。这太有意思了。

邓晓芒:就相通了,所以意识也好,自我意识也好,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自欺之上的。

自欺实际上是一种符号能力,使用符号的能力。制造和使用符号,它是起源于制造和使用工具,携带工具。符号相当于携带工具了。我脑子里面有了那个功能以后,我随时都可以拿出来,我随时可以脱口而出。

这就是那个东西,你要不没有这个称号的话,你指着那个东西,你说不出来。人家不明白你啥意思。

樊登:对。

邓晓芒:你一说,大家明白了,因为大家都认可了这样的语言功能,所以我的《哲学起步》里面讲到,人是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动物。这个是基点,一个出发点。

但是它的另外一个重要推论,就是人是制造,使用符号的动物。符号就不用说携带了,因为符号本来就是人随时制造的,就相当于携带了。

樊登:对。

邓晓芒:卡西尔提出过一个命题,就是人是制造,使用符号的动物。我的这个解释,就跟他的挂起钩来了。但他没有追溯到它的根源。

樊登:根源是从工具那儿开始的。

邓晓芒:对。

樊登:那这个我是谁,就用自欺来解释吗?我是谁,我是一个自己欺骗自己的,一个能够想象出符号的这么一个人?

邓晓芒:我是具有一种自欺能力的,具有一种姑妄言之的假设能力的这样一个主体。

樊登:那这个只是对人做了一个定义。

邓晓芒:对。

樊登:那究竟每一个个体,像我,樊登,我到底是谁呢?我是一个讲书人,还是一个名字?

邓晓芒: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也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因为自欺嘛,他是个活的,他是姑妄言之,我是谁,我要搞清我是谁,必须要等着瞧。

樊登:等着瞧?

邓晓芒:看我自己怎么做。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历来认为,我是谁,我还不知道?!最了解我的就是我自己了。其实不一定,但是我们要知道、要清楚,每个人对自己的了解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可以无限深入的过程。

樊登:这就不用回答这个问题了。

邓晓芒:这也是回答了,就是说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死。

樊登:就是别人以后再问说你是谁,我说等着瞧。

邓晓芒:对,你看我怎么做事。我自己也是,我自己要认识自己,也要看我自己下一步怎么做,或者是在我盖棺论定之前,我都不能够完全给自己下一个定义。

樊登:那即便是这么一个动态的过程,是这么一个慢慢观察的过程。观察些什么呢?是以这个人做的事来定义他,还是以他的品德来定义他,还是以他所获得的头衔和身份来定义他?

邓晓芒:应该是以主客观的能动关系,包括我做的事。我做的事,不是说那件事情,而是我做的事情,那么从那件事情可以看出,可以改变我,我做了一件事情,我改变了对象,改变了世界,同时也改变了我自己。

所以我是谁,你必须放在这里,在和客观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间,我不断改变世界,不断改变自己,最后才逐渐逐渐显示出来。比如说一个人到了年老的时候,他大致上可以知道自己是谁了。

樊登:就会不会是孔子说的,知天命的那个感觉。

邓晓芒: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到七十岁他大概就知道自己是谁了。

樊登:您现在已经快七十了?

邓晓芒:我七十一了。

樊登:那您现在搞明白了吗?

邓晓芒:我现在搞明白了,但是还不能最后明白,因为它还可能有变动。

樊登:那您大概说说您是谁?

邓晓芒:大致说我是一个学者。我现在七十一岁了,我余生有一个计划,要做哪几件事我心里有底了。而且我只做这几件事。所以其他的事情我都不做,都没意义了。

樊登:您这说得有点早,万一是活到一百五,这后边还有五六十年。

邓晓芒:一百五不敢想。

樊登:现在很有可能。

邓晓芒:我想再活二十年。我计划在二十年中,做的事情满满的了,都排满了,还怕做不完。

樊登:所以,您基本上是一个用自己的事业在定义自己的人。

邓晓芒:对。

樊登:那可不可以用一个头衔来定义自己?

邓晓芒:学者。

樊登:就是它是综合在一起的。

邓晓芒:对。

樊登:或者那我是一个父亲,我是一个丈夫。

邓晓芒:那个当然是了,但是那不是根本的。最根本的还是学者,这个也不是我一开始就要做的,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要当学者。一直到年轻,青年时代,都还没想到过。

有人曾经有一次问我,你可以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自己的一生。我说两个字“农民”。

樊登:为什么,你很久都不种地了?

邓晓芒:不种地但是我爬格子。

樊登:叫笔耕不辍。

邓晓芒:对,我爬格子相当于插秧,我批改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相当于砍柴。砍了一段漂漂亮亮的柴。我把它做这种比喻,自我感觉是这样的。

樊登:就是那个农民情结一直在。

邓晓芒:农民情结。所以我为什么把自己排得满满的。我就觉得好像自己还在生产队出工,队长等会儿来要检查工作的。

樊登:要工分。

邓晓芒:你这一天干了多少活,你没有在偷懒,有这么一种感觉。这个一般人不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恐怕要到一定的年龄了才会有。

樊登:您给大学的本科生,讲这些东西,他们在课堂上什么反应?说我是谁,说你要慢慢看。

邓晓芒:还可以,不算很热烈,因为讲哲学,开始几堂课爆满,后来慢慢人有些稀少。但是还是有很多有兴趣的。基本上座无虚席,但是没有像开始那样挤着挤着站在门外头。那种情况没有,后来倒是出了书以后的反应,出乎意料得强烈。

樊登:就这本书《哲学起步》。

邓晓芒:出了以后,放在家里抱着书看的时候。

樊登:会回味。

邓晓芒:有时间去想。

樊登:就像您刚刚说我是谁,这是要等着瞧的一件事,我身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其实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太重要了,我们过去说到我是谁的时候,就觉得没法回答,真是不好定义。实际上,你不需要就回答它,慢慢看。

邓晓芒:但是还是要放在心里,因为这是人的一种本性,就是想要知道自己是谁,这是跟后面的下一个问题,我要到哪里去有关,就是说你要知道我是谁,你必须要等到,你知道了我要到哪里去,你才回过头来知道我是谁,就是我刚才讲的,我这辈子还有一个很庞大的计划,要干这些事情。

这是我愿意干的,不是人家逼着我干的。这是体现我的自由意志的,又涉及到什么是自由的问题。

樊登:那有没有可能您愿意干这件事,是因为你脑海当中,构思出了一个队长?

邓晓芒:肯定是的,跟我的经历有关。我的经历在我脑子里面树立了一个队长。

樊登:这种愿意会不会是一种自欺的行为?

邓晓芒:当然肯定是这样的。

樊登:也有可能。

邓晓芒:因为实际上没有哪个人逼着你做,我也可以像所有的人一样,到处去旅游,我现在已经70多岁了,应该有享受的权利了。

樊登:跳广场舞。

邓晓芒:没有人会说你不该,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种使命感。我跟老人说,他们都很能领会。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受了这么多苦,不能白受了,应该有一点结晶的东西,应该有点反应,是个人嘛。

樊登:化学反应,对,最后留下一些东西给后辈。

邓晓芒:应该留下些东西。

樊登:那您觉得是希望后边的人少受一些苦吗?

邓晓芒:倒也不是,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苦。现在年轻人也很苦,不亚于我们当年的那种苦。

樊登:这个特别像叔本华讲的,他说痛苦的总量是不变的。

邓晓芒:可能。

樊登:对,就是你在没结婚的时候,你觉得结了婚肯定就好多了,结果一结婚发现,哇,新的痛苦又产生了。然后你没买房的时候,你觉得如果买了房肯定不痛苦了,那买了房新的痛苦又产生了。

他说,一个人这一辈子痛苦的总量是一样的。

邓晓芒:对,所以我对于痛苦有种亲切感,我觉得一个人受苦不见得都是坏事。我之所以做这些事情,并不是说要让以后的人不受苦,或者像鲁迅所讲的,我们扛起黑暗的闸门,放年轻人到幸福的天地里面去,到光明的天地里。

不一定是这样。你扛起黑暗闸门,说不定后一代人,有更重的闸门要他们去扛。

于是我把我的东西写出来,让他们更有勇气来对付他们所遇到的困难。

樊登:就人类的挑战,可能始终都在。

邓晓芒:始终都在。

樊登: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到哪儿去。

邓晓芒:就是自由。

樊登:这里边您就专门讨论了三种不同的自由。

邓晓芒:对。

樊登:您给大家讲讲为什么分三类?

邓晓芒:我们对自由经常有不同的理解,有很肤浅的理解,就是为所欲为。

还有一种理解就是说我要有理智,要理性地、明智地选择;还有一种比较高层次的,就是说像康德所讲的,自由,实际上是意志的自律。

樊登:意志的自律。

邓晓芒:自律,自己给自己立法。我这个法是我自己立的,不是别人给我立的。这就叫自由了。所以,自由它是有一个上升的过程。

很多人,包括现在很多哲学家都不理解第三个层次。就是说人为自己立了法,那还能自由吗?你就受这个法的限制了。其实那就是真正的自由,那才是自由。

樊登:“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这个道理。

邓晓芒:对。

樊登:就是孔子给自己立的法,要比外在的世界立的法要严得多。

邓晓芒:对,但是他也自由得多。

樊登:对。

邓晓芒:他这才到了自由的境界,你以前的为所欲为,实际上,是受你的动物性冲动支配的。你是不自由的。你是控制不住自己的。那种自由是一种非常表面的自由。

樊登:其实你是你欲望的奴隶。

邓晓芒:对。

樊登:被你的欲望驱使,甚至有时候会做很多伤害自己,伤害别人,或者事后追悔莫及的事。

邓晓芒:对,当然你也可以像合理的利己主义那样,用一种明智来安排自己,来选择自己的、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或者合理的利己主义者,你都可以使自己过得很幸福。但是那实际上归根结底,还是基于你的利益的考虑和动物性的需要。

所以,你并没有超出动物性,你还是受一种本能的规律所支配,那还不能算真正的自由。真正自由应该是精神上的自由,那就是自律。就是我自己给自己定一个规则,我自己得遵守,那就是已经排除了外界的干扰,我不是出于本能,也不是出于利益考虑,我是出于应该,我觉得应该,这就是到达一种道德境界了。

就康德所说的道德法则,我的道德法则是自我立法。我做一个道德的人,是不受任何动物性的东西所干扰,所影响的,而是我自己愿意的。那才是一个自由人。

樊登:但是这个道德法则,有没有可能也是一种枷锁?

邓晓芒:那就看你是什么道德法则了。就是说你如果道德法则,是先人给你规定的,圣人给你制定下来的,那有可能是枷锁。

但是如果道德法则,是出于你自己的理性,像康德所讲的,出于所谓的绝对命令。所谓绝对命令,就是说用你的理性去想我的行为的准则,要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法则。就是用孔子话来讲,就是“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

当时别人问孔子了。孔子就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有一言终身行之者。

樊登:其恕乎。

邓晓芒:其恕乎。

樊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邓晓芒:因为这是可以终生持守的,不受任何东西影响。那么这样一条法则,是你自己定的法则,恰好说明了你的自由意志。

樊登:就是你的境界比别人高了太多以后,导致你变得更自由。

邓晓芒:对,也不受任何一般人所受的那种束缚。

樊登:就像我听过一种解释说,孔子说四十不惑,其实不是不迷惑的意思,是说不惑于外物,就不被外在的物质所左右,这也是一种境界上升的过程。一直到70岁,他给自己订立了更高的准则,彻底自由了。

邓晓芒:对。

樊登:好辩证,说你管自己管得越严,你到最后越自由。

邓晓芒:孔子还是很了不起的,其实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很多人,包括一些西方的一些哲学家,特别是英美哲学家,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人受束缚的时候,还可能是自由的,甚至于可以强迫人自由。

这可能的,其实强迫人的自由的事情,自古以来就有。

比如说,古希腊有个神话,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以后,他不是要回希腊嘛。就在海上要经过一个海峡,那个海峡里面有很多海妖。

樊登:唱歌。

邓晓芒:唱歌唱得很好听,他又想听那些海妖的歌,但是又怕就是听入了迷,就会掉到海里去,海妖把你吃掉。他就事先让水手把自己捆在桅杆上。

樊登:对,绑在那儿。

邓晓芒:绑在那儿动不了,水手都耳朵里面塞了蜡,听不见。他就没有,他就可以听到,这就是为了实现某个目的来束缚自己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日常生活中都有,我要达到某个目的,我就必须要做有些事情,有些事情不能做。

樊登:实际上,这是一个隐喻。

邓晓芒:一个隐喻。人为什么不能够束缚自己,为什么不能为了自由来束缚自己,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例子。

当然他那个时候,最后还是为了一些感官的享受了。

康德就把它提升到纯粹理性的这样一个高度,就是不是为了任何感官的、感性的东西,而就是为了坚持理性的原则,自己的行为的准则,成为一条普遍的法则以后,它就成为了一个逻辑上面叫作不矛盾律。

樊登:不矛盾律。

邓晓芒:不矛盾律,就是符合不矛盾律的,符合逻辑上的同一律的。我还是我,我还是原来那个意志,我把原来那个意志坚持下来了,这个理性的自由。

樊登:所以像康德的那种生活节奏,在我们今天看来,到底是自由还是不自由?就是他每天都准点出来走路,整个镇上的人,都把康德当成对表的。他只要一出来,几点钟就到了。

邓晓芒:对。

樊登:这个在我们今天很多人理解来说,这就是一种不自由的状况,按理说我想几点出来就几点出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他这一辈子也没离开过他的家乡,就每天准点就出来,但是在他看来这是自由的。

邓晓芒:太自由了。

樊登:太自由了。

邓晓芒:他很得意,他说我从小体弱多病,我从来没想到过能活这么大年纪,他活了80岁。在当时活80岁很不容易的,他居然能活80岁,而且他70多岁还在干活,还在写东西,而且他的影响几百年了。这么大的影响,他是很划得来的。

樊登:划得来的。

邓晓芒:他是个自由人。

樊登:自由人。我们得重新理解自由这件事。这三个问题就是哲学,最终极要解决的问题。

邓晓芒:对。

樊登:就是所有的哲学说来说去,其实逃不开这三个问题。

邓晓芒:对,当然早期的哲学,它还包含很多问题,比如说科学的问题,像亚里士多德那个时代,包括物理学的问题,后来还包括伦理学的问题,包括美学的问题,包括宗教的问题。这些都归到哲学来解决,后来慢慢这些问题都独立出来了。一个一个地独立出来,它们有它们的解决方案,解决的原则,哲学最后就剩下了一个形而上学。

西方的形而上学剩下一个关于存在的学说,什么是存在。后来慢慢独立出来以后,哲学变得很单薄了。到了康德的时代,哲学几乎就走向衰落,因为它的所有的功能几乎都被自然科学取代了。

樊登:被牛顿他们。

邓晓芒:被牛顿、伽利略他们取代了。所以康德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说他重新复兴了西方的形而上学。就是说除了有一个自然形而上学,再一个是道德形而上学。道德形而上学更重要。

他建立了两个形而上学,一个是自然形而上学,一个是道德形而上学。这个给后代留下了非常广阔的一个余地。

樊登:是不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基本上做的,都是道德形而上学方面的东西?

邓晓芒:对。

樊登:就是在自然的形而上学方面,做出的贡献没那么多。

邓晓芒:基本上不做。

樊登:不做,基本上不做。

邓晓芒:或者说他在自然观上面,他也有一些想法,有一些看法,一些观点都是为道德服务。

所以我把中国整个的哲学,包括老庄、禅宗,全部归结为伦理学之后,就是道德形而上学。

樊登:我看中国思想史的时候,因为很多不同版本的思想史,你发现一直发展到明清的那个阶段,还是在谈论先秦的东西。

邓晓芒:对。

樊登:就是没有跳出孔子、老子、孟子、庄子这几个人,中间偶尔就是有一个禅宗冒了一下头,剩下的没有太多变化。因为伦理学的东西可能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达到了巅峰了。

邓晓芒:对,它伦理形而上学,它必须跟当时的社会状况相吻合,而这个社会状况,几千年以来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就是一种农业自然经济,家族宗法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家族式的关系,包括国家,家国天下,全都是按照这一套模式建起来的。

所以,它这个形而上的体系不会变的,只要这个基础不变,它这个就不变。它本身内部并没有发生危机,中国形而上学很圆融的。

樊登:就是我们用儒家那套东西,基本还都能hold得住。

邓晓芒:都能hold得住,都很圆融。

所以,我们的危机,不是形而上学本身的危机,而是时代变了,形而上学要变,是这个问题。西方是形而上学内部的危机。

樊登:没有创新了。

邓晓芒:没办法创新,你跳不出这个存在,包括海德格尔都是想到最后存在的问题。

樊登:已经到存在与虚无了,存在与时间了。

邓晓芒:对,还是老问题嘛,亚里士多德就在讲这个,你跳不出来,所以你只好否定解构形而上学,后现代基本上就是这个倾向。但是如果没有形而上学的话,这一些问题都无法解决。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

樊登:形而上学就是物理学之后,伦理学之后,语言学之后的东西。

邓晓芒:对,你必须把这个之后的东西,之上的东西要把它讲清楚。

樊登:您这本书能够成为一本畅销书,您意外不意外?

邓晓芒:意外。

樊登:对啊。

邓晓芒:绝对没想到。

樊登:很专业的一本书,讨论哲学的,竟然能够成为一本畅销书。

邓晓芒:而且学生在课堂上反应,也不见得很热烈,因为这些问题,都是他们也许从来没考虑过的。你突然一下冒出来会很新鲜,但是他提不出问题,他不知道从何讲起。

樊登:我个人分析,就为什么您这书会成为一本畅销书,包括我们自己在樊登读书里边,也讲过很多跟哲学有关的书,但是我们之前读的,或者讲过的跟哲学有关的书,大部分是哲学史书,就是讲柏拉图怎么说,亚里士多德怎么说,谁谁怎么说。

所以,我们是用一种旁观者的眼光,在看待这些过往的故事而已,但是您这本书没有引用说,历史上,他们怎么说,是直接切入到哲学的本质。

就是你作为一个人,你要解决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谁,这样的问题。

所以,今天这个谈话谈完以后,我才能够感觉到,这才是真正地在讨论哲学问题,而不是在学哲学史。

邓晓芒:对,当然以前有个说法,叫哲学就是哲学史,就是说你要进入到哲学,你必须要先了解前人哲学家他们是怎么想,怎么考虑问题,他们提出哪些问题。

因为那些人都是顶尖级的聪明人,他们都不是傻瓜,你想要提出一个他们没有提出过的问题,基本上不可能。所以你必须先把他们怎么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搞明白。

我写这本书,其实也是学了哲学史,把自从古希腊到现代,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了解了以后,我才能写得出来。

就是说一些他们的问题,但是不是按照他们那样说,我按照自己的说法来说。我根据自己的体会来说。

樊登:邓教授谦虚,他说他只是有所了解,其实他是把像康德、黑格尔,这种我们一般人根本啃不下去的书,一个字一个字地做句读,做下来的功夫。

樊登:您学哲学一共多少年了?

邓晓芒:应该说我从1969年算起。在乡下的时候,我1964年下乡。1969年开始学哲学,看书。

樊登:多少年了,50年,学了50年。那时候,您最早看的哲学书是什么书?

邓晓芒:那个时候,看马列的书看得多,但是马列的书,也是德国人的思维方式。它跟英美不一样的,它就是德国思辨哲学那种方式。

我看多了这种书以后,无形中就有一种熏陶和影响,还有那种表述,恩格斯表述特别流畅、简洁、一语中的。马克思深奥一些,但是也是非常厉害的。

我就想把这套东西学到,那时候在乡下没有任何人请教,我就自己啃,死啃做笔记,做眉批,画满了又去买一本,又来做。

樊登:那时候您是高中生还是初中生?

邓晓芒:初中生。

樊登:初中生自己学哲学。

邓晓芒:因为我觉得自己理论水平太低。

樊登:您那时候没有中考的压力。

邓晓芒:所以我那时候是很幸运的,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说,哎呀,你那时候真是比我们好,你那个时候可以随自己的兴趣,想学什么就学什么。

樊登:对啊。

邓晓芒:我们现在这都是老师家长逼着你,非得看这个,你不能看那个,没有自由。我们那时非常自由。你想看哲学,你想看文学——我们看好多小说,在农村看好多小说。那知青带来的。

邓晓芒:我们的一个县下六千知青,而且绝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家庭,看好多小说,然后就看哲学书。哲学书最开始的知青点里面也有几本,后来我就自己买,马克思、恩格斯,那时候我都买尽了,都看了,包括《资本论》。

我家里有一套《资本论》,我爸的。我爸还有一个《小逻辑》,黑格尔的。

后来看了很多书以后,我就想要看《小逻辑》了。那一年从春节回长沙,后来返回去的时候,我就带了一本《小逻辑》。这一年我就看它。

结果大半年就看完了,做了详细的笔记。

樊登:那会不会一开始看不懂呢?

邓晓芒:肯定看不懂,看完了都看不懂,做了很多笔记都看不懂,但是有收获。黑格尔的书特别奇妙,就是说你看不懂你有收获。你会受到他的那种语气、语调、节奏的感染。

所以你写东西也会有那种节奏。我们经常通信嘛,很长的信,一二十页一封信。

樊登:您大概是中国最有学问的初中生了我觉得,用黑格尔的语气跟人通信。

邓晓芒:当然还达不到了,但是无形中受到那种熏染。后来到了90年代的时候,我再回过头去研究黑格尔,我觉得懂了。

当时不懂,过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我也没怎么看,就无形中就懂了。因为还看了很多别的书,受到一些相互印证,再看以前的笔记,我就懂了。

樊登:我们的听众大部分是普通人。

邓晓芒:对。

樊登:您觉得这个对普通人有什么好处,普通人为什么要学哲学?

邓晓芒:当初这本书刚出来的时候,有一个杂志的编辑,我给他寄了一本,寄了一本以后,他过不久给我发个email来说,我九岁的孩子看迷了,他先看,他先抱着看。我就觉得对哲学的兴趣,实际上是一个人的天性。

樊登:天性。

邓晓芒:天性,小孩子最喜欢哲学,但是大人不喜欢他喜欢哲学。

樊登:把它泯灭了。

邓晓芒:要压制它,想那些东西没用,你得考学,你得通过考试,我看你成绩怎么样。连文学书都不让看,小说都不让看,动画片也不让看,都有限制。

我们那个时候,这个限制少一些。所以那时候反而没有压力,学习没压力。

再一个,那时候经常是下农村去学农,到工厂去学工,到工厂,到印刷厂去跟排字工检字,到农村去挖土。跟社会接触还多一些。

然后自己想发展什么兴趣,就发展什么兴趣,学校里面各种兴趣班,什么美术,我每年都是美术班。我那时候酷爱美术。

樊登:您那时候那叫素质教育。

邓晓芒:是,那时候没有这个说法。那时候就是说,你想参加哪个班都可以。它有各种各样的由你选择。

所以,我跟那些年轻的,后来这些学生们讲起这一些,他们都好羡慕。你们那时候好自由,那才是叫作童年,我们现在叫什么童年?!所以,做家长的,特别要注意这一点。

樊登:所以做家长的人,也应该关心一点哲学。

邓晓芒:对。

樊登:是吧,就把自己的天籁的那部分打开,然后让孩子们能够有一点形而上学的这种想法,他将来长大了以后,他才会有更大的梦想。

邓晓芒:是。

樊登:其实你看爱因斯坦就说,他说我不是什么天才,我只是九岁的时候,就好奇这个天空。我一直到了老,我也没忘这事,一直都在好奇。

邓晓芒:对,这就是一种哲学境界。九岁的时候对天空的那种好奇,绝对是一种哲学的好奇。

樊登:对。

邓晓芒:我那时候也有,我七八岁的时候就对天空好奇,当时想将来要当天文学家。要当天文学家就得把成绩搞好,就是很简单的想法。

当然后来也没当成,后来又想当画家,后来画家也没当成,就到农村去当农民。所以我现在的这些冲动,做学问,探讨哲学问题,都来自于这一点,来自于我的经历。

所以我想我们这一代人过去了,后一代人不可能像我们这样,他们有他们的经历,他们必须自己去闯出自己的天地。

我们这一代人就这样交代了,就只能这样了。

樊登:您还有20年的任务。

邓晓芒:对,打它20年,说不定还活不到20年。但是我现在的生活有点像康德,安排得非常规律。

邓晓芒:我每天锻炼,早上起来踮脚。

樊登:踮脚。

要踮几分钟,这叫出早工。踮完脚就在那里做一会儿事,然后去吃早饭。吃完早饭以后,就是又做一会儿事情,到11点钟就去踩椭圆机。我们家买了个椭圆机。

樊登:锻炼。

邓晓芒:锻炼。然后下午起来干一会儿活,就去做划船机,晚上就是做俯卧撑,做完俯卧撑再上床了。

所以我每天的时间都是说,到点了,现在该干什么了。

樊登:那像我们今天安排这录制,您是不是纠结了好久。

邓晓芒:打破了。

樊登:打破我的节奏。

邓晓芒:今天上午的椭圆机就没法做了,但是我早上还踮了脚。

樊登:我听完您讲您的成长经历,我觉得现在的父母们,就是非得把孩子打造成一个模子。

邓晓芒:对。

樊登:那里边的东西,套出来都跟别人一样的冰棍,这觉得这太痛苦了,真的。所以人学哲学,这本书能够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哲学能够回归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是一件好事。

邓晓芒:那当然,应该把小孩子的童心,把它保持住,千万不要伤害它,他将来会大有发展余地的,不管他将来干什么。

樊登:我们这些成年人读一些这种书,也是找回童心的一个过程。

邓晓芒:对。

樊登:就是让我们活得天真一点。

邓晓芒:是。

樊登:想象一些形而上的问题,这时候你可能面对生活中的负担和压力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和我的自由比起来,没那么重要,和我是谁,我将来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比起来,没那么重要。

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生动的一课,让我们不但学了哲学,还知道了一个哲学家是如何成长的。再次感谢您,谢谢。

爱我羊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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